承诺捐赠盲童学校的物资，时隔两年半都还没有落实，令演员杨幂身陷“诈捐门”。事件曝光后，杨幂及其工作室以“团队严重工作失误”为解释公开道歉，并全力落实捐赠物资的采购，声明一个月后可交付。但在此期间，杨幂代言品牌以及与其有商业合作的多个品牌撤下了她的形象广告。

慈善捐赠本是善举，然而其活动中程序、细节很多，一个细节的差错就容易引发很多纷争。作为公众人物的明星参与公益活动原是示范、宣传价值大于实际捐赠金额价值。然而，从章子怡到杨幂，大明星屡次成为“诈捐门”主角，善心不成反落得百口莫辩、个人信誉遭受质疑。此次“诈捐”事件虽然在短短几日内息止，但杨幂当初在活动上一语成谶，成为留给自己和明星们今后参与慈善活动的一记警醒，她说：“公益不等于形式,也不等于捐款，重要的应该是对公益对象的真心关爱。”所有疏忽的背后都是尽心不够，这样的纷争各方都会在情感或名誉上受损。借此机会，有必要梳理一下明星参与慈善公益活动时，最容易忽视然而却是最重要的几个关键点。

亲力亲为的慈善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事件中，至今无法解释清楚的是明星与慈善活动之间的“中间人”问题。杨幂工作室介绍，中间人李萌于2013年左右，以“轮椅天使推广人”的身份主动与工作室取得联系，并推荐一些公益活动。《我是证人》的成都宣传活动中，增加对盲生进行捐赠这一环节，即是李萌主动提出的，此后则由其与校方联系，充当捐赠的中间人。

成都特殊教育学校方面也表示，是在电影发布会之前接到一名自称“李萌”的人致电学校，表示杨幂将在成都举办新片宣传活动，可以在现场为盲人学生进行捐赠，并进而询问校方的需求。杨幂工作室认为，导致疏漏的关键一环是与此次慈善活动的中间人李萌之间仅有口头协议，因为双方曾经有过多次合作彼此信任，而协议内容是，杨幂所承担的职责是出席活动，李萌负责完成后续捐赠，不需要杨幂方面出资，这才导致工作室没有在活动后继续追踪、落实具体捐赠事宜。然而，李萌并没有按照口头协议完成捐赠，而且，接受媒体采访时，他也无法做出明确解释。成都特校则是在两年多来屡次询问捐赠物资，得到的回复都是尽快、尽快。

明星慈善活动通过“中间人”完成几方的协调，在娱乐圈是普遍操作。不同行业之间的合作通过“中间人”取得交集、相互沟通是最便捷的渠道，然而，慈善公益活动不容有失，因此不能仅求效率，还需要过程和结果的一一落实。网络舆论指责杨幂推责到中间人身上也不无道理，因为名誉和责任是一体的，既然热衷慈善的名誉不在中间人身上，那么其过程中的工作疏漏及其责任也没理由让中间人背负。李萌曾经的身份是电影策划人，因此与众多明星经纪公司熟识，后转行成为“中国轮椅天使”推广人，并多次以这一身份，组织残障人士参与明星见面会和公益活动。但现在，他的身份和行业都已经变更，以致“诈捐”新闻爆出后，杨幂工作室以过往联系方式根本联系不到李萌本人。

相互传递的爱心

身陷“诈捐”事件后，杨幂工作室几次处理得十分不妥。在电影《我是证人》路演发布会上，成都特校的盲童现场向杨幂表示感谢，并当场朗读感谢信。而在“诈捐”新闻爆出后，杨幂工作室向成都特校方面解释，“并没有授权李萌以工作室名义策划活动，也没有要求盲童写感谢信。”这句与捐赠无关的话，却暴露了杨幂团队对慈善公益活动的表浅认识，只关注到钱款、物资是否到位。既然慈善的发起出于爱心和共情，那么接收到爱心的盲童由衷地写一封感谢信并现场朗读，当然也是发自内心的真诚情感表达。如果，把这些心与心之间爱的传递仅仅视作物质上的交换，岂不是错解了慈善的本质？

错解了慈善的本质，很容易就把公益视作捐钱，自然便忽略了亲力亲为的重要。当诈捐新闻爆出后，杨幂工作室想要弥补错漏，行动起来却慌乱狼狈。比如，他们很快发现，无法直接向学校捐款，而仅仅是购买50台盲人打字机，订货流程也远比想象中复杂，需要从欧洲订购，且到货交付要拖到一个月以后了。

为尽快平息风波，减少誉损失，杨幂的工作室首次联系成都特校时，表示会落实捐赠物资，也希望校方发微博澄清杨幂并非诈捐。校方接受采访时表示不解，“捐赠物资还没落实，为什么要发微博澄清呢？”杨幂工作室看到新闻又解释，“只是希望校方说明一下，我们团队已经接手了后续工作。”双方这番缺乏共情和理解的沟通曝光后，又在网络上炸了锅，掀起新一轮对杨幂的批评。

此后，尽管有多家慈善团体在微博上为杨幂发声，历数她曾经积极参加和捐赠支持的慈善活动并给予感谢。但这也很难为她挽回局面，因为在此次落实捐赠物资的过程中，暴露的是杨幂团队对慈善公益活动的后续进程了解有限，更没有任何亲力亲为的实操经验。人们质疑的也并不是杨幂“诈捐”，而是批评她在慈善公益活动中并不“知行合一”的表现。

多年如一的专注

章子怡和张国立都曾经历过“诈捐门”，但结果截然不同。 四川地震后，章子怡以个人名义向中国红十字会捐了100万元人民币，但其中16万元未按时到账，事后她的经纪人表示是其个人的工作疏漏。此外，章子怡在戛纳募集捐款并以个人名义创建慈善基金，但募捐对象口头承诺与实际支付存在较大缺口，由于她本人并没有参与基金管理，对其运作情况也一无所知，遭到公众质疑时一再抛出漏洞百出的解释。

张国立曾在云南的偏远山区出资捐建11所希望小学和一批图书馆。2010年，在某次明星公益活动的回访活动中，人们把矛头指向过张国立，称张国立许诺要捐建的图书馆许多年未兑现。很快，云南青基会出面为张国立证实“云南希望书库”的款项早已到位，并有发票为证。事后接受采访时，张国立曾表示很受伤害，但这并没有让他停止慈善活动，而是进一步从一名物资捐助者到 “儿童生命救助计划及助学基金”的管理者。为了核实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提供的拟捐助名单，张国立几乎跑遍了云南的边远山区，不惜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此外，张国立、邓婕夫妇1998年至今连续在北京复兴门认养绿地，此事鲜少有人知道。

被指责“诈捐”时，明星往往百口莫辩，因为慈善捐赠过程中的诸多细节他们并未参与，但明星对慈善的常年坚持是有目共睹的，可以成为公信力的表征。

娱乐圈还有一位20年来低调慈善的演员杨童舒，她创建的“舍予”基金规模并不很大，但每年都有项目在做，且杨童舒亲力亲为，熟悉知晓每一个细节。一次采访时，被问到坚持十年如一日，动力是什么？杨童舒回答说：“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受益者是自己，我所经历的每一次慈善之旅，都让我心灵宁静如清水无痕。十多年来，我是这么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可能别人会觉得走得慢了点，有好多朋友说，早就听说你做这件事，但怎么一直动静不大，我说这就对了，我老老实实地做，做慈善又不是做什么企业，不需要着急做大做强。”

每当明星身陷“诈捐门”时，都会成为社会舆论的一时热点，但倘若仅以“冤案”来为“诈捐门”画上句号未免太过草率，这一事件于个人、于社会真正有意义的教训其实是：慈善公益事业中，操作方式的专业性应当被重视，做慈善的初心和感受比捐赠金额更值得被关注，多年如一，不为外界所影响的持续专注才是明星慈善活动的正确打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