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东晋的耒阳人罗含

　　湖南日报记者 肖欣 整理

　　 编者的话

　　“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黄。陶令篱边色，罗含宅里香……” 唐代大诗人李商隐的这首菊花诗中 ，“陶令篱边色”，说的是东晋大名人陶渊明。其“采菊东篱下”之句世人传颂，爱菊高洁之名世代相传。但诗中那位也喜欢种菊的罗含是谁？ 他有什么样的人生故事而沉淀为诗文典故，入诗家之法眼？

　　本期“悦读”要说的人，就是东晋耒阳人罗含，一位几被今人遗忘的湖湘历史文化名人；要说的书，就是他写下的两部作品《湘中记》和《更生论》。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罗含开始进入学者们的视野。在湖南本土或来往于湖南的历史文化名人的时间谱上，罗含的出现可谓填补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湖湘文化名人的空白。如何认识这位秦汉以来湖湘文化发育期中涌现的重要代表人物？如何发现其时代价值、评价其文史地位？这是湖湘学人的本土之责，也留下了交流、碰撞、探讨的广阔空间。

　　12月17日， 中国(耒阳）罗含学术研讨会在耒阳举行。来自北京、上海、浙江、湖南、福建、台湾等地的专家学者，共话罗含。这位1000多年前的“江左之秀”“荆楚之才”，正从历史深处走来。

　　 说书·之一

　　典籍里的罗含故事

　　罗含呑鸟

　　要讲1000多年前的罗含故事，当以有据可查的史料典籍为本。

　　从现存资料来看，最早记载罗含事迹的，是成书于南朝初年的《世说新语》。这本书主要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趣事和玄言清谈，其中就有罗含的两则小故事。由唐朝房玄龄等多人合著的《晋书》，是中国的二十四史之一。从现存有关罗含的早期资料来看，《晋书》卷九二《文苑罗含传》，基本上综合此前关于罗含的各种记载，是今天我们研究和评价罗含最为重要的依据。

　　罗含生于官宦之家，不仅是“官二代”。他的曾祖父罗彦，曾是临海郡的太守。父亲罗绥，曾是荥阳郡的太守。罗含从小胸怀大志，聪明好学，不幸年幼时便成了孤儿，由叔母朱氏哺养。有一次，他白天睡觉时，梦见有一只羽毛文彩异常的鸟，飞进自己的口中。朱氏对他说：“这只鸟身上有文彩，预示着你日后一定会写出好文章。”从此以后，罗含“才藻日新”。唐朝著名书法家欧阳询，曾主编一部名叫《艺文类聚》的图书，也在书中记载了这个故事。后来，人们常用“罗含呑鸟”来称谓一个人才华出众或文辞华美，“罗含呑鸟”也成为一个著名的典故。

　　兰菊丛生

　　罗含是个品性高洁的人。他的父亲曾经担任新淦县的县令，新淦人杨羡后来做了罗含所在州的州将，想引荐罗含去做主簿，都被他拒绝了。但杨羡不停地征召他，罗含只得前去就职。后来杨羡去职离开，罗含一直将他送到新淦县。新淦人因为罗含是老县令的儿子，听说他来了，纷纷来给他送礼物。罗含盛情难却，只得暂时收下这些礼物。待到回去时，他将这些礼物全部封存没有带走，受到人们的称赞。

　　罗含的文才好，官运也不差，得到权臣桓温的赏识后，更是一帆风顺。有一次罗含迟到了，桓温就要大家说说罗含是个什么样的人才。有人说他是“荆楚之才”。桓温则认为他堪称“江左之秀”，不仅是“荆楚之才”。但罗含并非“惟上”“媚上”，颇有自己的主见。有一次，桓温想检劾他的政治对手之一谢尚，就派罗含去江夏郡搜集太守谢尚的过错。罗含了解谢尚的为人，他到了谢尚那里，也不过问郡中事， 好像是来做客，喝了几天酒，就回来了。桓温问罗含搜集到什么情况，罗含却反问桓温说：“您觉得谢尚这人怎么样?”桓温说：“要胜过我。”罗含说：“难道有胜过您的人而干坏事的吗？所以我对他的事一点也没有查问。”桓温对他的用意感到惊奇，但也没有责备他。

　　罗含做官时，生活也很简朴，曾在城西郊的小洲上盖了一所茅屋，伐木做床，编苇为席，穿着平常的衣服，吃着自己种的蔬菜，过得有滋有味。他也很喜欢种花，尤其喜欢兰和菊，写了不少歌赋兰菊的诗词。到他退休回家时，台阶上、庭院里忽然之间兰草、菊花丛生，人们认为这是他美好德行的感应。

　　梦鸟吞鸟、兰菊丛生之说， 颇有些传奇夸张色彩，但也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楼劲所言：“《晋书本传》充分说明罗含一生以文才、德行著称，及其先为当地名族子弟而才行甚著，又渐次从‘湘中琳琅’到‘荆楚之才’以至于‘江左之秀’的人生历程。正史入传这一事实本身，则足以说明罗含实为当时湖湘一带少数几位具有全国声誉的代表人物。”

　　 说书·之二

　　罗含与《更生论》 《湘中记》

　　 《更生论》：思想的花朵

　　今人要重新认识罗含、发现罗含，首先要深入研读他的著作。遗憾的是，今天我们能读到的，只有一篇不足四百字的《更生论》，以及一部已经亡佚，其内容散见于各类文献著作中的《湘中记》。但这一短论一佚记，仍可一睹当年“江左之秀”的文才，见识其背后的时代风气，思想潮流。

　　罗含的代表作之一，是《弘明集》第五卷收录的罗含《更生论》。《弘明集》是南朝僧人僧佑所编的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佛学文献汇编，收录了东汉至南朝齐梁时代100多篇佛教文章。这位僧佑是当时了不得的高僧，在中国佛教史上有重要地位。曾写下《文心雕龙》的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刘勰，就曾在他的寺庙中寄居数年。东晋时期，佛寺、僧尼大量增加，佛教走向兴盛。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一些佛教论题成为思想界讨论著说的热点，就像今天社会的一些热点时政思潮，仍然是知识分子们喜欢评说的对象。罗含写了《更生论》 ，还引起了一位名叫孙盛的读书人的关注，写信给他提出意见，于是两人书信来往展开“学术争鸣”。100多年后，这些书信节文和《更生论》 还能被僧佑收入《弘明集》中，也反映这部作品在当时的影响力。正如楼劲所言，《更生论》说的就是“当时思想界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出现的前提性、基础性问题。”

　　楼劲还认为，虽然是作为反映当时佛教发展的重要文献收入《弘明集》，但《更生论》仍是魏晋以来玄学、清谈的名篇。它“主要是魏晋以来玄学、清谈盛行而儒学调整，并与佛学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开出的思想花朵。” “见证了魏晋以来儒、释、道相互渗透和影响的关系，并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当时思想界几大潮流的演化互动之况，包括玄学的发展流变、佛教的中国化到传统儒学的相应调整。”从中可以看出，“罗含的确都屹立在其前沿树义立说，遂被公认为湘中所出而具全国影响的代表人物，得与诸名公巨子往还而被誉为‘湘中琳琅’‘荆楚之才’和‘江左之秀’。”

　　《湘中记》：重亲历实行的学者之作

　　“湘水至清，虽深五六丈，见底了然。其石子如樗蒲，五色鲜明，白沙如霜雪，赤岸若朝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