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

　　历史是最大胆的小说家，由其撰写的鸿篇巨制永远读不完。

　　佛语说“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在莫高窟的佛国世界里，加一句“一窟一时代”似乎也不为过。

　　根据石窟营造年代，业内将莫高窟分为早期窟（北凉、北魏、西魏、北周，公元420年至公元581年）、中期窟（隋、唐，公元581年至公元907年）和晚期窟（五代、宋、西夏、元，公元907年至公元1368年）。

　　今天，顺着开窟造像的时间轴，我们依然可以了然地看到莫高窟由初创到极盛，再到衰微的发展过程，也能清晰地触摸到不同时代的洞窟跳动了千年的历史脉搏。

　　“乐僔、法良等开凿的早期洞窟已经无法考证了。”敦煌研究院副院长赵声良告诉记者，现可考最早的洞窟，是佛教非常盛行的北凉时期开凿的第268、272和275三个窟，但究竟是谁开凿的，也已无法考证，“而莫高窟的艺术价值、社会价值等，都是以现代眼光衡量，在古代就是单纯的禅修和拜佛。除了北区，南区的洞窟内都有塑像和壁画，均属礼拜窟。”

　　早期洞窟为“禅修窟”，是禅僧苦修的地方，令人震撼的精美壁画和彩塑不多。北凉时期的第268窟就是一个典型的禅窟。这是一个高1.5米左右的小型洞窟，中央是一个宽不足1米的过道，过道两侧的南北两壁各开两个方形小禅室，仅能容身，内有隋代补画的千佛。

　　这种附有禅室的洞窟由印度毗诃罗窟（梵语原义指散步或场所，后指僧侣住处）发展变化而来，古代的僧人们就是在这样小小的禅室里修行。

　　显然，初创期的洞窟小、简单，是实用型的。

　　但和尚们除了个人修行，还要举行礼佛等活动。于是，较宽敞、可容纳多人的“礼拜窟”产生了。窟内不仅雕塑有高大的佛像，还绘出很多与佛教相关的壁画。北凉时期的第275窟就已经是一个“礼拜窟”了，窟内有一个3.35米高的弥勒菩萨像，两侧则是在龟兹广为流行的释迦牟尼佛传故事壁画。这说明早期敦煌佛教与西域有着密切关系，也让北凉时期的敦煌石窟“印”上浓郁的西域艺术风格。

　　5世纪末，几经北面柔然、南面吐谷浑等战乱的敦煌终于安定下来，战胜的北魏改敦煌为瓜州，派魏明元帝的四世孙元荣出任瓜州刺史，这是敦煌历史上第一次由皇帝宗室担任敦煌地方官，无疑为敦煌文化繁荣带来了契机。

　　元荣是个崇信佛教的皇家子弟，他从中原带去一批开窟造像和绘制壁画的工匠，在敦煌大兴佛寺与石窟，不仅让莫高窟的营建进入一个高潮，也为北魏时期“入塔观像”的“中心柱窟”“烙”上鲜明的中原风格特征，比如第285窟等。

　　从北魏到西魏再至北周的一百多年，尽管三朝更替，但处于丝路要道的敦煌政治安定。北周时期，敦煌的经济与文化十分活跃，建平公于义担任敦煌太守时，兴建了一座大洞窟（第428窟），在他的带动下，北周时期佛教石窟的开凿也兴盛起来，且能容纳多人、用以高僧宣讲佛法的“殿堂窟”开始增加。

　　逐渐地，在北朝统治者的倡导和佛教僧侣的努力下，敦煌便成为一个佛教都会，而以后的敦煌文化史也几乎都与佛教有关。

　　至隋朝，可谓盛世敦煌。

　　隋朝开国皇帝杨坚幼年长于寺院，一直崇信佛教，登基后，尊佛教为国教，还下令保护寺院佛像。仁寿年间（公元601年至604年），杨坚还派中使专程到瓜州（即今敦煌）崇教寺（即莫高窟）建了当时唯一的舍利塔。

　　公元607年左右，派驻张掖的黄门侍郎裴矩撰写《西域图记》一书，详细记录了丝绸之路从敦煌往西的三条道路以及西域的山川形势、风土人情和服章物产等，令隋炀帝杨广大感兴趣。他于公元609年西巡，在张掖召见西域27国使节，史称“万国博览会”，当地人民盛装观看，队伍长达数十里。虽说这是隋炀帝好大喜功的表现，但也充分显示出隋王朝的强盛与当地河西一带的繁荣景象。

　　由于皇帝倡导扶持，佛教迅速繁荣。隋朝短短的38年间，仅在莫高窟就兴建洞窟70座，有不少还是大型洞窟，这生动地反映了隋朝雄厚的经济基础。而隋朝对西域的“开放”政策也极大地促进了丝绸之路上的商贸文化交流，这一时期的敦煌壁画中富有西域特色的人物形象颇为常见。

　　至唐朝（公元618年建立），敦煌由西部边陲变为统领西域的后方基地，迎来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的高潮，也促使莫高窟营建进入“黄金时代”。仅唐前期就营建了140多个洞窟，大佛窟和大型洞窟愈加多了，莫高窟标志性建筑九层楼里的第96窟即为“唐朝佳作”。

　　据考，为讨好武则天，薛怀义和僧法明等僧人伪造了一部《大云经》曰：“一佛没七百年后，为女王下世，威伏天下。”后又作《大云经疏》道武则天理应“当代李唐，入主天下。”公元690年，武则天登基称帝，下令全国颁布《大云经》和《大云经疏》，在各州县建大云寺，造弥勒佛像。

　　第96窟即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修建的。窟内塑有倚坐弥勒大佛像，高35.5米，是世界最大的石胎泥塑佛像和世界最大的室内佛像。佛像崇高庄严，面容慈祥和善，雕塑线条流畅丰满，富有美感。据说耗时12年、耗银1.2万两完成。这是莫高窟历史上的一个创举，清晰地映照了唐代前期国家强盛、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的时代特征，也显现出这一时期洞窟高大、精美的特征和信仰型的属性。

　　此外，唐朝时期的壁画中还出现了不少外国人的形象，比如第103窟东壁就画有各族王子听法的《外国王子图》。这说明，这一时期经济繁荣、文化交流频繁。

　　“敦煌的历史分期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历史分期不太一样。”著名敦煌学者孙儒僩告诉记者，中唐时期，即公元781年，敦煌进入吐蕃时代。

　　这一时期，虽然笃信佛教的吐蕃民族营造洞窟的规模不亚于唐前期，也继承了唐前期人物造型丰满、笔法流畅的传统风格，但色彩已由华丽绚烂走向单调简单。

　　公元842年，敦煌人张议潮从吐蕃治下收复敦煌。此后40多年，敦煌均由张氏家族统治。其间，新开洞窟70多个，不少世家豪族修建的洞窟有着鲜明的“家庙”性质；此外，还在第156窟绘制了规模宏大的《张议潮出行图》和《宋国夫人出行图》，开创了在敦煌石窟中描绘“出行图”的先例。

　　公元920年，以曹议金为代表的曹氏接替张氏管辖敦煌长达100多年。崇信佛教的曹氏政权虽不遗余力营建洞窟，但绘制简陋、千篇一律，表现出经济力量的衰弱和文化上的封闭性，莫高窟已然从极盛渐趋衰微了。

　　公元1036年，西夏占领河西地区。在长达200余年的统治时期，西夏这个敦煌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少数民族政权基本保持着曹氏以来的传统，直到12世纪末才出现西夏供养人、藏传佛教艺术风格等新的艺术特点。

　　公元1227年，敦煌进入蒙元时代。敦煌虽经济发达、安定富足，但寺院比石窟更流行，所以现存元代石窟仅10来个，画有千手千眼观音像的第3窟则成为敦煌晚期壁画艺术的代表之作。

　　明代以后，敦煌石窟艺术几乎是空白。所以，一般来说，敦煌石窟的艺术史到元代便告结束。

　　营建虽告结束，但莫高窟的意义自古至今从未结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