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宇:我只是一个“知识的搬运工”

罗振宇:我只是一个“知识的搬运工”

  有人将他奉为“精神导师”,也有人说他是“网红里的知识分子”。但他说,我只是一个手艺人,一个“知识的搬运工”。

罗振宇:我只是一个“知识的搬运工”

  罗振宇这个名字,在网红遍地的今天,可能算不上太火。但一旦提起“罗辑思维”或“罗胖”,一些资深的公众号用户就会猛省:

  原来是他!

  2012年,《罗辑思维》长视频脱口秀面世。这是罗振宇“单干”后的第一档栏目。节目里的他还保留了当年从事主持时的部分特征:舌灿莲花,说古论今——以及短短的寸头。

  与此同时,他的旁征博引和话题的趣味性、认知的颠覆性,又赋予了《罗辑思维》超出一般脱口秀节目的特殊魅力。渐渐地,在高等教育人群、城市中产阶级等群体中,这个栏目的名头不胫而走,甚至成为许多人的观念启蒙“课堂”。

罗振宇:我只是一个“知识的搬运工”

  不少青少年将他奉为“精神导师”,也有人说,罗振宇就是“网红里的知识分子”。但近几年来,罗振宇却屡次拒绝“知识分子”的标签。对他来说,“商人”是一个更易接受的头衔。商业上的成功既是自我的证明,也是一种对社会负责任的方式。

  “成为一个生意人,意味着对自己负责,对周边的协作关系负责,而不是空泛地跳到一个理想主义的高度,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罗振宇如是说。

  死磕or不死磕?这不是一个问题

  开播五年,《罗辑思维》的片头、片尾乃至主持人的发型,都发生过一些变化,但一句口号却始终如一:“死磕自己,愉悦大众。”

  用时下最流行的话来说,即追求“工匠精神”。

  罗振宇这样说自然有他的理由:每天早上6:30,他都会在《罗辑思维》微信号上推送一条60秒的语音,一秒不多,一秒不少。为了这份精确,有时候要录四、五十遍,才能把一段话组织得恰到好处。

  为此,他也收获了网友的爱称——“每天坚持60秒的胖子”。

  事实上,“死磕”是罗振宇的一贯作风。创办《罗辑思维》之前,他曾在《第一财经》做主持,每期节目结束语,就是他的3分钟个人脱口秀。罗振宇从不用提示器,因此容易出错,有时候,3分钟的东西恨不得录上一个小时。

  大伙儿都不耐烦了,说:“老罗你用一下提示器能怎样?眼睛对着镜头,观众又看不出来。”

  他的回答是:“观众可能不知道你看着提示器,但是你的表情传递出来的信息就是不一样。”

  这种“死磕”精神,在罗振宇创业之后成为他们的公司文化,也成为他向观众推行的一种价值观。

  “做让人尊重的事,从来都要极其苛待自己。”他说,“所谓的工匠精神,我理解就是公开自虐。”

罗振宇:我只是一个“知识的搬运工”

罗振宇:我只是一个“知识的搬运工”

《罗辑思维》推出的手办玩偶“死磕侠”,被许多追捧这一价值观的观众买回去放在桌面案头

  然而,作为一个创业者的罗振宇,又从来“不死磕”——他不会在公司决策上“一根筋”,而是善于抛弃存量,随时准备着“断、舍、离”,展现出令人惊叹的果断与灵活。

  他曾极力宣扬人才的“U盘化生存”,自由灵活,即插即用,但后来他自己却做了“主机”;他曾提出社群商业的概念,不久后宣布会员停招;他尝试过流量思维和内容电商,但现在,公司的主要精力都集中于以产品思维打造的“得到”APP。

  有人嘲笑他自己“打脸”,罗振宇丝毫不以为意。以“创业者”身份自傲的他,欣赏的并不是料事如神般的“伟大”和“正确”,而恰恰是对自己的不断“修正”。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拉马克式”的进化——

  用进废退,自我改良。

  时至今日,《罗辑思维》仍在“得到”APP上持续更新,但口号却从曾经自信张扬的“有种·有趣·有料”,变为如今谦虚低调的“和你一起终身学习”。

罗振宇:我只是一个“知识的搬运工”

罗振宇:我只是一个“知识的搬运工”

  身为手艺人的“死磕”,与身为商人的“不死磕”,正以一种看似矛盾的方式,在罗振宇身上产生出奇妙的化学反应。

  面对知识,既不匍匐也不下跪

  时至今日,罗振宇很少会向公众提及他的最高学历是“博士”这件事。2004年,他在工作多年之后,曾回到母校中国传媒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他说,这是当时他能想到改变处境的唯一方法。

  在前40多年的人生中,“改变处境”似乎一直是困扰这罗振宇的头等大事。为此,他不断迁徙,左冲右突,甚至在创办《罗辑思维》以后也没消停。

  罗振宇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安徽芜湖,父母都是普通职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只是一个“三线城市”出生的小孩。和许多70后、80后的人一样,他最大的愿望,是通过学习知识“匍匐前进”,找到出口,离开出生的这座城市。

  这让他在此后对待知识的态度上,始终强调着“实用”的一维。

  “对我们这代人来讲,学知识的初衷很多时候只是为‘稻粱谋’。”罗振宇坦诚,自己也不例外。

  人生第一件大事,便是考上大学,改变命运。1990年,他考上了华中科技大学新闻系,走出家乡赴武汉求学。1994年,本来未能考试达标的他,因专业成绩优异被北京广播学院破格录取为研究生。从武汉到北京,他推开了人生的第一扇大门,也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硕士毕业后的他先是进入北师大教书,拿着每个月600块的工资,“吃食堂都吃不饱”。于是他开始在央视兼职,到后来两头无法兼顾,甚至辞掉了教职一心做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