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观音故里遇见诗情


  文/马涌

  遂宁说,我在这里等了你一千六百六十年。这句话,让我动了心。

  当然,我没有等遂宁一千多年,这座城市出现在我的出行规划中,也只不过是最近两三年的事。但是那个时候,我只知道遂宁是诗人陈子昂的故乡,却不知道今天它又有了一个更加响亮的旗号:观音故里。

  于是,今天我来到的遂宁,是一座贯通了诗歌和观音的城市,这里有行走了千年的文气墨韵,也沾染了飘散不尽的袅袅檀香。

  带着观音的禅心行走于遂宁,方才感到观音文化渗透在这个城市的每一寸肌肤,从那身为旅游景点的皇家禅林广德寺、蕴藉观音莲心禅意的十里荷画,到那些以观音文化命名的街道乡村,无不提醒着来人这座城市所结下的独特善缘,而这一切又和我心目中的“陈子昂故里”互相映衬,不由得产生了一段段悠远的玄想。

  观音故里,是有关宗教;诗歌,是有关艺术。自古以来,宗教和艺术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宗教和艺术又都是大文化概念下的一部分。如今讲,文艺要弘扬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存在于诸多层面。天雷地火抑或是金风玉露,它终于和宗教、和文化产生关联、奏出了交响。

  这里是“观音故里”。观音,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宗教符号,首先是源自佛教的,佛教源自印度,某些程度上算是“舶来品”;但是或许是“救苦救难”的善愿比起佛教穿越过去未来的奥义更加“接地气”吧,观音却在中国得到了百姓普遍的欢迎、甚至远超对佛教文化本身的推崇。

  这是一位“本土化”的神祇。许多中国百姓,知道观音,知道玉皇大帝,知道二郎神,却不知释迦牟尼或者《法华经》《金刚经》,这是中国三教融合文化的产物,是带有“中国特色”、追随中国烟火的宗教观。中国百姓传统意义上的身穿白衣、手持玉净瓶的观音大士,已经不是原本的、印度佛教里面的形象了,而是经过中国百姓再创造的一个形象,虽然不够“正宗”,却历经千百年依旧熠熠生辉。

  “观音”体现了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中兼容并包的一面。几千年来,中华文化就是不断地吸收外来文明的元素,既改造外来文化,也进行自我改造,最后成就了今天的丰富与绚烂。

  可以说在佛教元素的本土化进程中,观音的形象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现象。观音文化的流变,是中华文化发展流变的一支,也是这种流变的一个缩影;而我们的诗歌艺术同样也是中华文化流变的一个缩影。我们中国有很深厚的传统诗学的文化积淀,但今天所谓新诗、现代诗,是从新文化运动、白话文的潮流中发展而来的,是深入借鉴西方现代诗的产物,某些程度上讲,新诗和佛教一样,都是舶来品,但是都经过了高度的本土化——陈子昂和李杜在这里,荷马和泰戈尔在这里,徐志摩和郭沫若也在这里。

  在这个本土化的过程中,结合了西方的诗歌技巧、中国的诗歌传统和不断发展的白话文,一开始也是非常粗糙的,像胡适早年写的《尝试集》,那个时候的新诗是什么样的?两只花蝴蝶,飞在花丛中,儿歌一样的诗句,只是白话文和传统的格律诗最粗陋的拼贴,但是新诗的宁馨儿就从这样的基础中成长了起来,这就是中外文化交融的美妙之处了。

  诗是美的,观音也是美的;观音是善的,中国式的诗意也是善的。

  所以说今天,这个佛教神明的中国故里,遇见了一位诗人、一种诗歌的故里,这绝对不是一个巧合,甚至不妨把它看作是中华文化融合发展下的一个必然的情景。

  在过去,中外文化的交融碰撞,给中国诗歌带来了历史性的发展契机。而今天,中外文化交融下的观音文化落户了遂宁,这对遂宁而言显然也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它能带给遂宁什么呢?看着这座古意与现代交织的美丽城市,我不由得开始期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