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极盛时期，唐代佛教本身又经历了一个由盛转衰的发展过程。以往的史家一般都以为：唐代佛教的兴衰决定于帝王们的好恶，而帝王们对佛教的态度又为他们与佛、道、儒三教的不同关系所左右[1]。其实，这种说法并没有对唐代佛教兴衰的原因作出科学的解释。本文拟从考察唐代经济和佛教关系入手，略陈管见，就正大方。

一、武德、贞观年间佛教的恢复和沙汰僧尼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到隋代已经相当繁兴。据《法苑珠林》记载，当时有寺3985所，度僧尼236300余人；造像110430躯；译经82部。但遭隋末兵乱又一度中衰，“佛寺僧坊，并随灰烬，众僧分散，颠仆沟壑”[2]。以致到唐初“天下寺庙遭隋季凋残，缁侣将尽”[3]，“法轮绝响，正教陵夷”[4]。

建立唐王朝的李渊、李世民父子本来就信仰佛教。早在大业二年李渊任晋州刺史时，李世民患目疾，李渊就曾亲自到长安草堂寺拜佛，以求保佑，后来又造石佛一尊，送入寺内供奉。太原起兵之日，李渊曾到华阴祀佛求福。李世民在围攻据守洛阳的王世充这一战役中也曾得到嵩山少林寺僧志操、慧旸、昙宗的协助，这种特殊关系使他们不能不对佛教产生某种特殊的感情。李渊一登上唐朝帝位，便立寺造像，设斋行道。武德元年，在太原立太原寺，华阴立灵仙寺，长安立会昌寺、证果尼寺、集仙尼寺，并舍旧第为兴圣尼寺。又以沙门景晖曾预言高祖当承天命为立胜业寺；以沙门昙献于隋末设粥救济饥民为立慈悲寺。同年还为太祖帝后造旃檀等身佛像三躯。武德二年，高祖李渊诏令于京师立十大德统摄僧尼。太宗李世民继位之后，在全国各地普度僧尼18500余人。贞观三年，太宗为报母恩，舍通义宫为尼寺，施绢200匹。并在各地旧战场修建寺庙7所以超度战死者。贞观十九年，玄奘从印度求法归来，太宗亲自召见，并为他在宏福寺组织了大规模的国立译场。此后，太宗对佛教愈发护持情深。贞观二十二年，他敕令秘书省将玄奘新译《瑜伽师地论》一百卷缮写9部，颁发给雍、洛、益、相、兖、荆、扬、凉、益九州，以“展转流通，使率土之人同禀未闻之义。”[5]并亲为撰《大唐三藏圣教序》，序成后亲自对大臣吟诵，称道“佛法广大”。同年，为文德皇后新建慈恩寺成，度僧三百，请五十高僧入住，邀玄奘任上座职。玄奘移住之日，太宗及皇太子、后妃等于安福门楼亲执香炉临送。仪式隆重，观礼者数万人。太宗直到临死前仍和玄奘谈叙真俗，问因果报应和佛教遗迹，深以相见之晚，不得“广兴佛事”为叹。

高祖、太宗的积极扶植促进了唐朝佛教的恢复。贞观年间，全国寺数已达3716所，接近了隋代。但是，当时的僧数却不满7万，尚不及隋代僧数的三分之一。这种状况的出现，是由于武德、贞观年间，国家在扶植佛教的同时，又给以一定限制的结果。关于唐初僧数，当时就有不同说法。高祖时，傅奕说“大唐丁壮僧尼有二十万众”[6]，然而，高宗时道宣撰《广弘明集》认为：“大唐寺籍佛道二众不满七万。”两者相去甚远，近人汤用彤先生以道宣所言为实。其实，傅奕所言见于给皇帝的上疏，不见得胆敢虚报欺君如此。应该说，两种说法都能成立，傅奕所说二十万众是高祖时数，道宣所说不满七万是高宗时数。这正是武德、贞观年间数度沙汰僧尼的结果。一般史家认为，高祖太宗二朝并没有真正实行沙汰僧尼的诏令。其实不然，早在武德四年，高祖刚扫定东夏，就曾敕令：“伪乱地僧，是非难识，州别一寺，留三十僧，余皆从俗”[7]。武德九年四月，高祖又颁布沙汰僧道诏：“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8]太宗领兵攻入隋都时即命：“废诸道场，城中僧尼留有名德者各三十人，余皆返初。”[9]太宗继位后又几次三番沙汰僧尼。据《续高僧传·明导传》记载：贞观初，明导行抵陈州，逢敕简僧，唯留三十。又据《智实传》记载：贞观元年，敕遣诏书侍御史杜正伦检校佛法，清肃非滥。《法冲传》记载：“贞观初年下敕，有私度者处以极刑。时峄阳山多有逃僧避难，资给告穷。”《法向传》也有记载：“贞观三年，天下大括义宁私度，不出者斩，闻此咸畏。”正是由于高祖、太宗二朝对僧尼的检括和沙汰，使得唐初僧数不但没有增加，反而趋向减少。但这和唐初佛教恢复的事实也并不矛盾。因为当时寺院的修复和增设，译经事业的复兴，唯识、律宗等宗派的建立，都反映了佛教正在逐渐恢复。即使就僧尼而言，当时注重保证质量，务求“精诚德业”，比之隋代成千上万“易服以逃租赋”的伪僧、愚僧也更能发挥弘扬佛法的作用。

武德、贞观年间国家对佛教采取既扶植又限制的双重政策。一方面，这是因为唐朝建立之初，社会矛盾依然十分尖锐，国家需要利用佛法化解矛盾，使天下人心趋于和平。另一方面，迫于当时经济条件又不能听凭佛教无限制地发展。唐初经济凋敝破败，“田园荒废，饥馑荐臻”，原先隋时的户口已“百不存一”，到贞观年间全国户口尚不满三百万户。一个不满三百万户人口的国度要供养二十万众的僧尼，决非国力所能承担，造成“剥削民财，割截国贮”的危害可以想见。李渊、李世民父子亲眼目睹隋朝皇室不顾国计民生，广度僧尼，广建佛寺，广造经像，广作佛事造成的消极后果。这样做不但使社稷沦丧，而且佛教寺院也成为农民起义打击的对象，起义的农民“烧县破寺”，使“诸寺湮灭，不可目见”。李氏父子以隋为鉴，把佛教的发展限制在当时经济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不但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也为日后佛教的繁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永徽至开元之初佛教的繁荣

高宗永徽到玄宗开元之初是唐代佛教的繁荣时期。开元初，天下诸州寺数总计5358所，尚不计村坊佛堂、普通兰若在内。载入国家簿籍的僧75524人，尼50576人，而私度者更是不计其数。这一时期不仅“僧徒日广，佛寺日崇”，而且佛经的翻译成绩也十分可观。从太宗开始组织国立译场，历朝相沿，译籍的数量之多和质量之精都超过前代。当时印度大乘佛教的精华基本上已被介绍过来。中国佛教的各宗派至此也相继形成。唐代佛教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欣欣向荣，如日中天。

永徽至开元之初佛教繁荣的基础是寺院经济的高度发达。当时“营造寺观其数极多，皆务宏博，竞崇环丽，大则费一、二十万，小则尚用三、五万，略计都用资财，动至千万已上。”[10]“五台山有金阁寺，铸铜为瓦，涂金于上，照耀山谷，计钱巨亿万。”[11]如此惊人的耗费，若无雄厚的寺院经济存在实令人不堪设想。史载当时“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12]。“凡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于寺院”[13]。“寺家巨富，谷麦烂仓，奴婢满坊，钱财委库”[14]。如京师化度寺内设有无尽藏院，“贞观之后，钱帛金绣，积聚不可胜计，常使名僧监藏。藏内所供天下伽蓝修理，燕凉蜀赵，咸来取给。每日所出，亦不胜数。或有举借，亦不作文约，但往至期送还而已”[15]。寺院经济力量愈益雄厚，建立在这一物质基础上的唐代佛教因而也就愈益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