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佛教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受西方文化猛烈冲击，以及欧洲学术界对佛教研究相当热门的环境下展开和振兴起来的。它在清末民初思想界中曾发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说：“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可以说，不了解中国近代佛教的情况，是不可能正确把握中国近代哲学思想的全貌及其特征的。佛学在近代中国思想界所起的作用是十分微妙的，它一方面作为我国的传统文化而被强调要继承发扬（如梁启超说：“我们国学的第二源泉就佛教”《治国的两条大路》），一方面又被作为接受西学的某种联接点而加以提倡（如谭嗣同说：“故尝谓西学皆源于佛学，亦惟有西学而佛学乃复明于世”（《仁学》）；又如李石岑说：“佛学的提倡，不特于科学毫无抵触之处，而且能使科学的方法上加上一层精密、科学的分类上加上一层正确，科学的效用上加上一层保证。”（《佛学与人生》）。由于时代的变迁，中国近代佛教在相当程度上也受到了西学各方面的影响（特别是研究方法上的影响），因而它不可能再是古代佛教的简单延续了，而必须在各个方面作适应时代的调整和改革。
在近代中国佛教改革的潮流中，太虚大师（1890——1947）是一位杰出的高僧，佛门的龙象。他一生为振兴佛教、建设新的佛教文化而献身，真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乃至今日，在广大佛门四众中，太虚大师为振兴佛教、建设新佛教文化而献身的精神，仍有着深刻的影响，起着楷模和鼓舞的作用。太虚大师是一位学识广博、思想深邃的佛学理论家。他融通内学外学、旧学新学、唯识中观、法性法相，在佛学理论上提出了不少精彩的见解。太虚大师又是一位佛教改革的实践家，他创办佛学院，组织居士林，出版书报杂志，在培养新僧人材，团结各界信众，宣传佛教文化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成绩。他对于佛教改革的某些主张和意见，在今天也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此，在研究中国近代佛教史时，太虚大师的历史作用和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太虚大师十七岁出家，受具足戒于天童寄禅（敬安）和尚。青年时，他由读康有为《大同书》、梁启超《新民说》、谭嗣同《仁学》、严复译《天演论》、章太炎《告佛子书》等著作，深受当时革命思想的影响。于是，他“陡然激发以佛学入世救人救世的弘愿热心”，“遂急转直下的改回真向俗的途径”。以后他又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邹容的《革命军》等，认为“中国政治革命后，中国的佛学，亦须经过革命”。（《太虚自传》）这些都为他以后积极从事佛教的革新运动，奠定了思想上的基础。
太虚大师对于佛教改革的倡议和实践是多方面的，但集中地体现在两大方面，也就是他在《志行之自述》中所归纳的：“志在整兴佛教僧会（分别指出家的住持僧和在家的正信会），行在瑜伽菩萨戒本”。对此，大师自述云：“斯志斯行，余盖决定于民四（一九一五年）之冬，而迄今（民三十，一九二四年）持之弗渝者也。”并且，此“志行之所在”，是他“将奉之以尽此一报身，而为长劫修菩萨道之资粮者。”所以，从这两个方面入手，来探讨太虚大师对近代佛教发展的贡献，是最为恰当的。
关于整兴佛教僧会
这里所讲的佛教僧会，分别指出家的住持僧（僧伽集团）和在家佛徒的正信会。太虚大师认为，在家信众与出家僧众是相辅相行的，要振兴佛教，使佛教在社会上得到支持和普及，则必需“都摄乎正信佛教之在俗士女而后圆满。”（《佛教正信会缘起》）他提出，要以佛教的五戒十善作为在家信众学佛的根本，俾使佛教道德深入社会人心，而有益于社会风尚的改善。所以他积极支持和协助各地信众组织佛教正信会，为广大信众讲经说法，并著《佛教人乘正法论》一文，专门为在家信众讲解如何依照佛教戒律来培养善美的人伦道德的问题。然而，出家僧众乃是“住持三宝之本”，因此，与建设佛教正信会相比较而言，整兴僧伽制度对于佛教的革新则更为重要和更加根本。
一九一三年二月，太虚在寄禅和尚追悼大会上，针对当时佛教丛林存在的积弊，首先提出了“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佛教三革命。所谓“教理革命”，其中心是在于革除旧佛教中那些愚弄世人的鬼神迷信，以及厌弃世事的消极主义等，而积极倡导以大乘佛教自利利他的精神，以五戒十善为人生的基本道德准则，去改善国家社会，增进人类的互助互爱，探究宇宙人生的真相，指导人类的向上发展而更加进步。所谓“教制革命”，也就是改革僧伽制度，即通过对僧众生活、组织制度的改革，建立起适应时代的需要、真正能主持佛法的僧团。所谓“教产革命”，其主张是反对把寺庙佛教财产变为少数住持的私产，废除按法派继承遗产的制度，而要使佛教财产成为十方僧众所公有，以为供养有德长老，培养青年僧伽，兴办各种佛教事业之用。在这三大革命中，自然以“教制革命”最为根本。因为，只有培养出合格的僧伽，建立起严格的组织制度，“教理革命”和“教产革命”才有可靠的保证。
关于“教制革命”，太虚大师在一九一五年著《整理僧伽制度论》，作了专门的论述。在这篇《论》中，太虚大师以全国八十万僧伽为准（此据清乾隆年间的统计数。以后他根据实际情况，在《僧制今论》中改为二十万，而到《建设现代中国僧制大纲》中又改为四万），描绘了一幅僧制的蓝图。按照他的设想：全国设立一个“佛法僧园”，它是“中国本部佛法僧全体机关，包罗宏富，该摄僧俗”；各省设立一“持教院”，是为一省的佛教团体机关；省下设“道区”一级，按八宗（清凉宗、天台宗、嘉祥宗、慈恩宗、庐山宗、开元宗、少室宗、南山宗）建各宗宗寺，为八宗之专修学处；每县则设“行教院”（县佛教团体机关]一，“法苑”（专修经忏法事）一，“尼寺”（专住苾刍尼）一，“莲社”（通摄一县善士信女共修念佛三昧）一，“宣教院”（宣讲于乡镇者）四。此外，还将建立各种教团组织，如“佛教正信会”、“佛学研究社”、“佛教救世慈济团”、“佛教通俗宣讲团”，以及“医病院”、“仁婴院”等等。应当说，这是一套相当完整，并很有启发性的理想僧制，但由于离当时僧伽集团的实际太远了，很难付诸实施。
此后，太虚大师虽仍以此为他改革僧伽制度的根本理想（如上述一九二四年的《志行之自述》中仍保留了这一构想），但在实践中则从加强僧伽教育，培养新的僧伽人才著手。由大师亲自倡导并主持、讲学过的佛学院有：“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柏林教理院”、“汉藏教理院”等，而在大师僧教育思想和实践影响下创办的佛学院则为数更多。这些佛学院为中国近代培养了一大批、好几代优秀的佛教弘法和研究人材，流泽且惠及于今，大师之功德伟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