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东京大学佛教学教授:日本是一个佛教国家

       斎藤明(Saito Akira),1950年生于日本东京,现任东京大学佛教学教授、国际佛教学会理事,前任日本印度学佛教学会理事长(2008-2014),师从高崎直道、狄雍(J. W. de Jong)等著名学者,既有日本传统的佛教情怀与治学精神,又通达欧洲的学术理念与研究风格,是当代日本佛教学界最具代表性的杰出学者之一。他认为,不了解日本佛教,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日本的传统文化,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日本人的思想与行为处事。

        本文为访谈上篇。

专访东京大学佛教学教授:日本是一个佛教国家

斎藤明教授

       澎湃新闻: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一提起日本的宗教与传统文化,可能首先想到的是神道教,而您却说日本是一个佛教国家?

       斎藤明:中国人对日本神道教的认识可能主要受到了二战和其他一些政治因素的影响。但是,二战期间宣扬的带有浓厚“民族主义”或“军国主义”色彩的神道教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被利用了而已,流行的时间非常短,并不是神道教的本来面目。中国人听说最多的“靖国神社”,其前身是“东京招魂社”,始建于明治初期(1869年),是用来祭祀战争中死去的士兵的,但它的特殊象征地位是在二战前后才被刻意强化,被刻意带入公众视野的。

       二战以前的神道教和佛教一样,只是一种宗教信仰。日本全国各地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佛教寺院和神道教神社。神道教主要崇拜祖先以及山、水、树等自然神,还与村落聚居地的祭祀、庆典活动有关。我们现在经常能看到的“祭”(日本传统节日),很多都是从神道教的祭典活动演化而来的。神道教的神以前是山上的山神、树上的树神等等,没有固定的供奉场所。神社本身是后来受到佛教寺院的影响才形成的,但也保留了神道教自身的特点——神社中不供奉实体的神像,只是有时放一面镜子或者什么都不供。这是与供奉佛菩萨之实体造像的佛教寺院的一大区别。

       祖先崇拜(敬祖 / 祭祖)在日本很流行,佛教和神道教在这方面是相互合作而不是相互排斥的,最明显的特征是佛教寺院旁边常伴有神社,或者说神社与寺院毗邻而居。这早已是日本人宗教信仰的常态。二战前后如此,现在也没什么大的变化。比如,新年的时候,有些人喜欢去神社祈祷平安,有些人则喜欢去寺院许愿吉祥,而大多数人其实是神社和寺院都去,多一份祈愿,多一份安心。

       再如,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即使不是基督徒也喜欢去教堂举办婚礼,也有不少人选择传统的形式在神社举行。可以说婚礼的场地与仪式是越来越自由化了。但是,人之为人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仪式——丧仪葬礼——还是延续了固有的传统,一般都在佛教寺院进行。单从这个角度讲,和大多数日本人的生命最直接相关的是佛教,而不是神道教,也不是基督教等其他宗教。

       事实上,一般的日本人和佛教发生直接关系大多只是在葬礼上和扫墓时。丧葬仪礼完成之后,把亲人的骨灰、墓碑等安放在寺院,由僧侣来做日常的管理与护持。这一制度或者说传统其实是佛教与社会联系最紧密的一个方面,也是保证日本的佛教与佛教学研究能够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而且,今后的佛教与佛教学是否还能一如既往地保持活力,也与这一制度或传统如何延续息息相关。

       寺院僧侣对民众的“身后大事”的主管并不直接来源于印度佛教或中国佛教,而是由几个不同时期的日本政府主导出来的结果。江户时代早期(十七世纪),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播越来越广,当时的日本政府(德川幕府)逐渐意识到基督教的传教对统治和社会具有很大的危害。除了官方禁止传教以外,德川幕府更是利用了佛教来排挤规模越来越大的基督教,其中最直接的手段就是利用寺院来管理民众,尤其是控制散居在农村的人口,以此来抑制基督教的传播。当然,暗中的传教活动难以完全消除,九州地区的基督教传播就一直没有中断。

       德川幕府开始在每个村子修建佛教寺院,通过控制这些寺院来控制民众。这是我们现在看到日本全国各地有如此多寺院的一个重要原因。每个人都属于特定的寺院,只要把祖先的牌位安放在寺院,寺院就可以开具证明说这个人不是基督徒而是佛教徒等等。寺院还负责保管信徒家(檀家)的“过去账”(鬼录家谱),发放通行证、结婚证等文书证件。这就是一般所说的“寺檀制度”或“檀家制度”。与此同时,佛教寺院也承担了一定程度的基础教育,我们称之为“寺子屋”。所以,在江户时代,日本的佛教就已经非常社会化了。

专访东京大学佛教学教授:日本是一个佛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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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澎湃新闻:在明治维新时期,佛教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是怎么恢复的?

       斎藤明:明治政府强调天皇的中心地位,宣扬国家神道,发起了“废佛毁释”的运动,很多佛教寺院遭到破坏,但同时也激起了佛教界强烈的危机意识,促成了各大宗派的积极改革,实际结果是促进了日本佛教的新发展。1890年,明治政府在制定宪法的同时也制定了旧民法,其中的“家督相续”规定户主由长子继承,同时允许一般民众使用姓氏,这样就确立了“家制度”——世代相传的家族。这一规定极大地巩固了佛教寺院的“檀家制度”,确保了民众对所属寺院的责任义务是代代相传的。同时,明治政府还“允许”(某种意义上是“强迫”)僧人“肉食妻带”,也就是佛教僧侣可以吃肉、娶妻,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和尚”、“出家人”了。从理论上讲,僧侣的世俗化和世袭化可以保证寺院对民众今生来世的经营管理永不断代,也就可以保证佛教的持久发展。一般来说,一个寺院管辖三四百户“檀家”就可以维持日常活动了。基于这样的体制,佛教在从明治时期到二战之后这样激烈变化的社会环境中,不但没有衰落,反而获得了比较安稳和良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