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放下了木鱼，放下了经串，从山门里走出来，从庙宇里走出来，从佛堂里走出来，以中国人民一分子的身分，发出了他们热爱祖国、仇恨美帝的坚强声音。
──《现代佛学》
朝鲜战争给近代中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改变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命运，同时也改造了佛教。自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以后，中国政府开展了强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宣扬运动。整个国家动员起来，全国上下一心，无条件地支持战争。中国僧尼亦同全国民众一道，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投身到支持前线的工作中去。各地佛教团体和个人，在佛教界领袖的鼓动下，积极开展各种政治学习和宣传、举行游行示威、制定爱国公约、开展物资捐献。有些青年僧尼脱掉袈裟，穿上军装，走出寺院，奔向朝鲜前线，出生入死于朝鲜战场上。
走进红尘，宣传抗美援朝
1950年9月，巨赞主编的《现代佛学》发表了一篇关于朝鲜佛教徒抵抗美国侵略的报道。据塔斯社平壤消息，朝鲜平安道佛教团体集会，愤怒谴责美国侵略者肆虐轰炸，屠杀无辜民众的暴行。他们表示要与朝鲜人民一道，为击退美国的侵略和祖国的统一与独立而斗争到底。集会一致通过决议，要求所有佛教徒投身到抵抗侵略的行动中去，用一切力量支持前线，巩固后方。这一报道掀开了北京市佛教界抗美援朝宣传活动的序幕。
随后，赵朴初发表了《全国佛教徒一致起来，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奋斗》的文章，揭发美帝国主义发动朝鲜战争、武装侵略台湾、侵犯中国领土的罪行。
(1951年)2月2日，来自北京市400多所寺庵的僧尼、32个藏传佛教寺院的喇嘛代表，以及佛教界创办的小学学生，共2800多人汇集至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抗美援朝、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爱国示威游行大会。
下午两点，2000多名僧众和学生走出中山公园，经西单、绕过绒线胡同、天安门、王府井大街东单，步行十余里，进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僧尼们穿着灰黑色袈裟，头戴风帽。他们抬着毛主席、斯大林、金日成和各国共产党领袖的巨像，一路高呼“反对美帝侵略！”、“反对武装日本！”等口号。佛教界的示威活动吸引了市民的围观。大多数僧众都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他们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在过去，僧尼被认为是看破红尘、不食人间烟火的另类。解放以后，他们走入现实社会，参与国家政治。
在游行人群中，有一位来自北京西郊海淀药王庙的宝林法师。他早上9点钟就从自己的寺庙出发，步行十余里来参加游行。游行过程中，他一直举着“反对美帝利用宗教侵略”的木牌，每喊一次口号，他就把木牌高高举起。双目失明的朗照法师拄着手杖，跟着游行队伍，摸索前进。在这些僧尼看来，参加这样的游行是新中国佛教徒的义务，展现了新中国僧尼的新面貌。
在北京等城市的佛教界带动下，抗美援朝活动在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1950年12月，宁波佛教界分别在观宗寺、七塔寺和宝云寺召开抗美援朝动员大会。大会通过了宁波市佛教徒给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两封信。在给朝鲜人民军的信中，他们高度赞美了朝鲜人民的抗美斗争，表达了中国佛教徒对他们的支持。“我们中国佛教徒站在爱和平、爱人类的立场，对你们这个反侵略正义性的斗争，一致坚决的支持！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予侵略者以重大的打击，消灭杀人吸血的魔王，人类才能得到幸福，世界的永久和平才能实践。”在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信中，宁波市佛教界表达了对志愿军高尚行为的敬仰，呼吁全国佛教徒时刻准备到前线去慰劳志愿军。随后，大会进行了募捐活动，共得233000元，全部寄给中国人民志愿军。
捐献“佛教号”飞机
朝鲜战争不但考验着中国人民的生命斗志，同时亦考验着中国的国民经济。战争爆发不久，中国政府一方面大力鼓励青年从军，到前线杀敌保国，另一方面又号召全国人民勤俭节约，把生活物资捐给志愿军。在这样的情况下，全国掀起了捐献军用物资、青年踊跃从军的活动，佛教界亦不例外。
在佛教界众多捐献活动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捐赠“中国佛教号飞机”。
1951年6月，《现代佛学》刊登了北京市佛教界抗美援朝委员会代表北京市全体僧尼，向全国佛教徒发出开展爱国主义捐献运动的公开信，首次提出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捐献“中国佛教号飞机”的建议。公开信呼吁全国佛教徒组织生产、在生产中展开捐献活动。
1951年6月19日，苏州佛教界举行集会，成立了抗美援朝工作组，讨论了关于开展捐献飞机大炮活动事项。会上一致通过了《告全国佛教界人士书》。倡议书称：
自从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优待烈属，军属的三大号召后，我们苏州市佛教界同人都热烈地响应了，关展了捐献运动，并决议除捐献现金外，还要把各寺庙所有废铜、废铁（坏钟罄）捐出来。为了表示我们全国佛教同胞的力量，我们建议大家一起行动起来，捐献一架“中国佛教号”飞机，支持人民志愿军，早日把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军彻底消灭，保卫世界和平。这是充分发扬我们佛界大慈大悲大勇大力的精神。全国佛教同胞们，我们赶快起来响应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