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峥嵘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中国自2010年开始GDP总量超过日本,打破了“美国第一，日本第二”的GDP排位格局，之后一直稳居世界第二。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从人均GDP的角度看，中国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中国仍面临“中等收入陷阱”需要跨越。中国地域广阔，发展基础薄弱，城乡、区域差别大，结构性矛盾较突出，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不如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定位，符合中国现阶段的国情，但一些西方国家却对此提出质疑。OECD、G7等发达国家俱乐部不断伸出橄榄枝，愿意接纳中国，无外乎希望中国拿出手中掌握的雄厚外汇储备及其它资源，多承担国际义务，多分担国际责任。中国对此保持了清醒，始终坚持自己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与做法。一方面，发达国家俱乐部的一些规则，是在中国缺乏话语权，缺乏参与度的情况下制定的，倾向于维护发达国家利益，不适合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或者在危机时提供的紧急纾困贷款，往往带有政治、经济等诸多附加条件，实践效果并不理想，甚至适得其反，曾经引起受援国种种不满，招致广泛非议。

　　“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新模式。它不同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时代的开发方式，将被开发方当作原料产地和产品出口市场，从而具有掠夺和经济剥削性质；

　　它不同于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垄断先进技术、掌握规则制定权条件下强国恒强、弱者恒弱的所谓自由竞争的模式；

　　它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原则指导下附加各种社会政治改革条件的发展援助模式；是一种包容各种发展方式和水平，照顾各方舒适度的全新模式。

　　它没有强加于人的政治经济等附加条件，不追求以优势地位谋求更多合作主导权，甚至不强调先定下硬性的合作机制，而是先寻找双方合作兴趣点、利益共同点，寻找到双方都舒适的方式展开合作，实现优势互补。

　　中国作为发展较快的一方，愿意提供广阔市场、充裕资金、先进技术、优势产能，帮助其他国家一起发展，欢迎他们分享中国快速发展新成果，搭便车、赶大集。

　　“一带一路”倡议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切入点。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开发潜力巨大，但回报周期长、见效慢，正是发展援助的重要扶持目标，也是难点。亚洲开发银行2017年2月发布的报告提出，经季节变化因素调整后，亚洲地区每年需要1.7万亿美元用于新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这一数据是2009年预估的7500亿美元的2倍多，资金缺口极为庞大。“一带一路”选择这里为突破口、切入点，契合发展援助理念，同时又倡导合作开发，力图激活国际金融资本的巨大存量，大大拓展了开发的深度、厚度和广度，完全有可能打开融援助、开发、合作于一体的基础建设新局面。

　　通过打造“一带一路”这一国际合作公共平台，中国创造性地发展出一条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履行国际开发援助义务，发挥新兴大国作用，体现大国担当的新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