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去世家族出现公开争执 引发民愤

  中金网07月19日讯,作为曾经的“亚洲四小龙”之一的被誉为“经济奇迹”的新加坡似乎陷入了绝境。在前任总理李光耀病逝之后,新加坡经济就开始走下坡路,而如今,经济瓶颈尚未解决,李光耀的子女们却对位于欧思礼路38号的家族房宅是否应拆除或任由政府决定是否设为纪念馆,发生严重分歧。作为新加坡建制核心的李家,如今出现公开争执,使得以身为东南亚安定基石为荣的星国,出现了令人不安的问题。

新加坡爆发示威

李光耀

李家家族出现公开争执 引发民众示威抗议

  台湾“中央社”7月15日报道称,当日约有400名新加坡抗议者在“演说者之角”(Speakers' Corner)聚集,要求新加坡政府展开独立调查,以了解总理李显龙就如何处理其先父李光耀故居而与手足发生的争执中,是否曾滥权。

  1个大型抗议布条上写着:“新加坡属于新加坡人民而非李家所有。”发起抗议的人士要求新加坡总统下令对此事展开独立调查。

  演说者之角(英文:Speakers'Corner)是新加坡官方规定的该国民众发表演说的地方。2000年9月1日由政府在Hong Lim公园设立。

是什么造就了新加坡经济的奇迹?

  一是,绝处求生,将新加坡打造成一个外国投资的基地。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江雨的观点认为,对于一个没有国内市场和自然资源的小国在独立之后如何“绝处求生”这个问题,李光耀政府的策略是将新加坡打造成一个外国投资的基地,提供条件让投资者在此成功经营,有利可图。

  为此的自然选择就是建立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体制,保护财产权,对国际贸易和投资敞开国门,欢迎跨国公司来投资办厂。如今,作为众所周知的奉行资本主义法则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新加坡是市场经济无疑。

  尽管私有的和外资的大中小型企业林立,新加坡却并不是以私有制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有研究表明,政府所拥有或控制的企业(称之为“政联公司”)在经济中占到的份额达到60%以上,涵盖制造业、金融、贸易、造船、能源、电信诸多领域。

  不过,新加坡的国有企业和其他地方的国有企业有着很大的不同,就是它们在商言商,效率至上。200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份研究报告表明,新加坡政联公司在竞争性的商业基础上运作,并无获得政府的特别支持。尤其是,它们没有得到政府任何的优惠信贷支持。

  新加坡政联公司在市场上的成功,得益于以下四个条件:

  第一,从公司法到破产法,政联公司和其他企业适用同样的法律,在同样的市场法则之下运作,法律面前公司一律平等

  第二,新加坡政府高薪招聘一流管理人才去经营这些企业,这一方面为精英人才提供了出人头地的机会,另一方面提高了企业的管理水平

  第三,建立执行严格的公司治理和内控机制,杜绝可以让“内部人”钻空子谋私利的漏洞

  第四,以严刑峻法来打击贪腐,对腐败零容忍,一经发现,必然严惩,腐败分子没有任何侥幸逃脱的可能性。

  二是政府在发展初期,采取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产业政策来规划经济,提供奶水“养育”,但在企业具有竞争力后又及时将其完全推入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新加坡经济的持续成功端赖于政府推动下产业的不断升级换代。

  以新加坡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故事为例。如李光耀所说的,“1965年新马刚分家的时候,任何人预测新加坡日后会发展成为一个金融中心,一定被当成疯子。”

  但1968年,李光耀政府就开始尝试这个“疯狂”的主意,从解除外汇管制开始,建立离岸“亚元”市场(金融机构外汇及其衍生品的交易市场),逐渐将新加坡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市场和资产管理市场之一。

  为保护本地银行,新加坡政府在建国后30多年内一直限制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李光耀感觉到本地银行家已经成为坐享保护的利益集团,“他们的表现良好,没有竞争的压力。他们希望政府继续约束外资银行,使它们不能增设分行,甚至不能多设自动提款机”。

  李光耀本人则相信,“现在该是让国际劲敌加入竞赛,以迫使本地四大银行选择提升服务或者丧失市场占有率的时候了。”

  为此,新加坡政府改组了热衷于保护本地银行的金融管理局领导层,开放银行业,撤销对外国投资者在本地银行的股权限制,并强化本地银行的公司治理。这些去保护主义的及时措施,进一步巩固了新加坡金融中心的地位。

李光耀:新加坡未来将平凡无奇

  不过,对于新加坡的未来,晚年的李光耀曾表示很悲观。王江雨如是写道,在2013年出版的《李光耀观世界》一书中,李光耀大谈特谈新加坡走向“两党制”的可能性,并认为这会导致新加坡变成一个平凡无奇的国家,从此一蹶不振。

  在这本书中,他认为新加坡现有的政治局面最多再维持十到十五年,此后就会进入政治动荡的状态。他对年轻一辈也一直不抱信心,认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战乱,把幸福生活当做理所当然,从而不珍惜和不努力。但是作为一个极端的现实主义者,他清醒地认识到一切都不在自己控制之下,从而展现出一种漠然和无所谓的态度。被问及对新加坡的未来有何担忧时,他说:“我不会担忧,因为我什么也做不了了。未来的一代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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