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香江廿年 ｜香港经济转型：高增值创新科技产业是最好的出路）
【编者按】香港回归20周年，“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已被证明是成功的。
澎湃新闻深入香港细部，触摸20年间香港各个领域的变化，有的很大，有的很小。无论大小，均值得记录。
澎湃新闻刊发的“香江廿年”系列报道，下面这一篇聚焦香港经济转型。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于5月12日公布了2017年第一季度的香港经济情况：较去年同期增长4.3%，同比增幅创下近6年来的最高纪录。
5月31日，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表《2017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连续第二年获评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
此前，一度有观点评价，香港经济在走向“低迷”。此时公布于众的经济一季度经济增幅，与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的殊荣，显然会提振人心——用成绩单来回击唱衰香港经济的声音，是香港回归20周年最好的纪念礼。
从港英政府建立的“自由港”，到改革开放与回归所催生的国际金融中心，从1998年以来的GDP年均增长率放缓，到经济规模被内地部分城市反超……这个几经争议与变迁的跌宕过程，仍然折射着香港经济的隐忧。香港经济转型这一课题，走到了付诸实践的十字路口。
而在专家看来，香港的经济转型要成功，就必然要向知识型、服务型高增值产业转型，主要是创新科技产业、创意产业，以及知识型服务。
从“前店后厂”到服务业“王国”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经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张玉阁有本著作，名字就叫做《十字路口的香港经济》。他在书中直接指出香港的经济问题——主要表现为“转型之痛”和“发展之困”。而“转型之痛”，指的就是香港继制造业和服务业两次转型之后，尚未完成以知识经济和创新型经济为核心的第三次转型。
“产业结构问题是香港经济最大、最关键的问题，而其致命软肋是 失衡 ——由于几乎失去了制造业，导致整体产业结构失衡。”张玉阁指出，自2004年以来，香港第三产业的比重一直保持在90%以上，贸易及物流、金融、专业服务和旅游四大支柱产业增加值，占GDP总量的比例达到60%。这和亚洲和内地其他城市相比都是比重最高的。
而香港的经济结构在上世纪80年代初时并非如此，当时的制造业的占比一度超过两成。中银香港有限公司发展规划部经济及政策研究主管谢国樑近日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分析，香港成为第三产业“王国”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内地的改革开放与“97回归”，促成了香港与内地的经济深度整合——香港制造业的工序前赴后继地迁往珠三角，而香港本身发展为生产性服务业。“这个结果本是互惠、互利且共赢的，香港摇身变为亚洲首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而珠三角也成为了一个强大的制造业基地。”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教授雷鼎鸣向澎湃新闻记者展示了一组数据——从1980年到2008年，香港制造业从业人数从90多万人到低于10万。“这是 断崖式 的下降。”雷鼎鸣分析，香港产业结构发生如此直观的扭转，主要是由于亚洲金融风暴后，香港政府对土地的限制，制约了依赖于土地来发展的制造业。另外，原本香港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业城市，但是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韩国生产的产品质量和香港差不多，但价格却更便宜，所以香港的制造业市场受到了较大的冲击。“为了寻找方法生存下去，大批香港生产厂商就走向了内地，而原本香港工厂的工人，或是随工厂迁往内地，或是被迫转到其他行业，主要就是留存在本土的服务业。”
最初，虽然香港制造业迁往内地，但仍然在拉动香港的经济增长，只是制造业不在香港境内，这种模式被称为“前店后厂”。香港浸会大学教授薛凤旋说，近60%的香港服务业，其服务对象是在珠三角的“后厂”。但制造业的先天不足，使“前店后厂”模式最终瓦解，“在内地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发展的环境下，资本和技术含量有限、企业家精神存在先天性不足的内地港资制造业企业生存空间迅速收窄，在外力冲击下，大批企业倒闭。”
张玉阁指出，失去了制造业以及以制造业为主体形成的实体经济的香港，也没有抓住发展成为知识城市和创新城市的历史机遇，当初不仅没有应工业化及城市化的需要及时创新，比如工业银行或投资信托去解决急速工业化的融资需要，也没有在去工业化的同时及时发展知识技术产业。
低学历人群面临就业难
香港产业结构的变化的最直接体现，是就业人群的变化——一面是多年从事制造业的缺乏高等教育的老去的大量香港本地人，另一面是拥有高学历可从事高增值、高水平服务行业的外来人群和年轻人——这背后是就业与收入的差距，也是残酷的社会淘汰现实。
“在香港打车遇到年纪比较大的司机师傅，如果你问他过去是干什么的，得到的答案，多数都是工厂工人。”雷鼎鸣以此举例，过去在香港的工厂打工，所需的教育水平并不高，伴随着产业转型，工人们转型去当司机，所需要的技能也不高，所以容易转型。但是，随着香港高增值服务业的占比逐渐增加，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转行的吃力，“让货车司机转行去搞生物科技，是不可能的。”
一大部分劳动力因为难以适应转型，就此丧失了就业市场，而逐步占据经济主体的对劳动力的要求趋于专业、高学历的服务业，却更偏向于精英化。雷鼎鸣以香港的金融服务业举例，这一行业占据了GDP的16%，但行业就业人数只占6—7%，“也就是说，16%的GDP只养活了6—7%的就业人口。”与之相似的还有旅游业，贡献了5%的GDP，但是只有9%的就业人口从事旅游业相关工作，“所以很多的人面临失业，以及低收入。”
根据以往的特区政府统计处数据可以看出，香港一度经历了收入差距巨大的阵痛——高收入和低收入之间的差距从2001年的10.4倍扩大到2010年的12.2倍；高收入和低收入全职人士的差距从2001年的5倍扩大到2010年的5.4倍。
“香港的贫富差距与生产国际化、中国发展速度快有关。”冯氏集团利丰研究中心董事总经理张家敏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全球化的结果，就是富者越富、贫者越贫，“这在全世界都一样，因为全球的高端劳动力要素都集中在这里，有能力的人的工资占比越来越多。”而香港的贫富差距相对严重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内地高速发展所带来的机会太多，“香港的很多人抓住了这些机会，变得越来越有钱，而那些错失了机会，或是不懂得利用这些机会的人，所获得的资产就越来越少，贫富差距就是这么逐步放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