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马可·波罗的行程和主要见闻

　　《马可·波罗行纪》结构整齐清晰，大体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简单记载了马可·波罗的家世，到中国来的原因，马可·波罗与父亲、叔叔从威尼斯到元朝的夏季都城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的沿途见闻。其中很多路段都属于著名的丝绸之路。

　　第二部分记载了蒙古大汗忽必烈的相貌、家庭、都城、宫殿、起居、节庆、游猎、战争，以及元朝的政府部门、驿站交通、经济商贸、社会事务、民族关系等情况。接着写马可·波罗在中国大地的旅行。主要介绍了两条路线：一是西南行，自大都经河北、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到缅甸等地;二是沿京杭大运河到杭州，然后继续向东南，到福建泉州等地。在马可·波罗的时代，京杭大运河刚刚重新开通，且元朝出台规定，只要能走水路的使臣就不要使用陆路以减少驿站的消耗。

　　第三部分记载了中国以外的地区，包括日本、越南、东印度、南印度、西亚、东北非等地。《马可波罗行记》是欧洲第一部记载日本的书，他将日本写成了黄金之国，房屋的屋顶都是黄金做的，极大地激发了欧洲人对于探索日本的兴趣。

　　第四部分主要用叙事手法，记载了蒙古宗王之间的战争。还记载了亚欧大陆严寒的北方地带(今俄罗斯一带)。他将这里称为“黑暗的北方”，因为当地纬度高，部分地区有极夜现象。这一部分的写作正是为他做笔录的骑士文学作家鲁斯蒂谦所擅长的。

　　总的来说，《行记》一书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山川形胜、物产、气候、商贸、居民、社会生活、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此外政治事件、制度法规、奇闻逸事也时时见诸笔端。《马可波罗行记》堪称13-14世纪西亚、中亚、东亚和南亚、东北非洲社会的百科全书，几乎提及当时亚欧大陆居民所知的全部地理世界，因而被称为《世界记》(TheDescriptionoftheWorld)，也翻译为《寰宇记》。

　　《马可波罗行记》中有不少珍贵的记载，这些记载与东方史料相互对照，从侧面验证了《行记》的真实性，例如：

　　《马可波罗行记》有两章记载，东鞑靼君主(即伊利汗国)阿鲁浑(Argon)在妻子卜鲁罕(Bolgana)去世后，派遣三位使者前往元廷请婚。三使者的名字依次是：Oulatai、Apusca、Coja。在波斯文材料里，只有最后一位使者火者的名字见诸记载。《行记》成书数百年后，杨志玖教授在《永乐大典》中发现了一段相关材料：“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尚书阿难答、都事别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鲁 、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同行一百六十人，内九十人已支分例，余七十人，闻是诸官所赠遗及买得者，乞不给分例口粮。’奉旨：勿与之。”其中所提到的三位使者的名字和马可·波罗的记载一模一样。且《永乐大典》在记载这三位使者时，并没有提到这个使团的使命，只有通过马可·波罗的记载，我们才知道这个使团是送亲的。这是马可·波罗的独家记载与中国史料可以相互对照的例子。

　　再例如，马可·波罗提到在他每次出使回来后，忽必烈都会非常有兴致地听他原原本本地讲述旅行情况。所以马可·波罗十分注意记下所见所闻的各种奇闻异事，在他回朝时就能够向大汗讲述这些见闻以满足圣意。忽必烈是否真有这样的习惯呢.在南京大学陈得芝教授的论文《马可·波罗补注数则》中披露了这样的情况：著名文士虞集“大德初至京师，客授藁城董公之馆，因得见世祖皇帝禁近旧人。间言：中统、至元间，方有事于四方，每大、小使者之出，比还奏毕，必从容问所过丰凶、险易，民情习俗，有无人才、治迹。或久之，因事召见，犹问之也。是以人人得尽其言，当以此观人而得之。由是凡以使行者，莫敢不究心省察，以待顾问。”(见虞集《道园类稿》卷19《司执中西游漫稿序》)这条史料证明，马可·波罗关于出使的叙述是真实的，他曾奉命出使并对所历各地的民情风俗作了观察记录，以备向大汗报告。或可推测，马可本人曾是忽必烈近侍的一员，所以能对宫廷诸事了解得比较真切。

　　再如，马可·波罗还记载了一个大汗经常打猎的湖泊，名叫察罕脑儿(Tchagannor)，意为“白色的湖泊”。《行记》记载其中“有大宫一所，属于大汗。周围有湖川甚多，内有天鹅，故大汗极愿居此。其地亦有种种禽鸟不少，周围平原颇有白鹤、鹧鸪、野鸡等禽，所以君主极愿居此以求畋猎之乐，在此驯养鹰隼、海青，是即其乐为之艺也。”当地的鹤很多，“此地有鹤五种，一种躯甚大，身黑如乌。第二种全白，其翼甚美，其圆眼上呈金色，此鹤为诸类中之最大者。第三种与我辈地方所产者同。第四种较小，耳旁有长羽甚美，下垂作红黑色。第五种甚大，全身灰色，头呈红黑色。”这个地方就是今天河北沽源县的囫囵淖。此地确实有很多天鹅、灰鹤，现在被当地人改名为天鹅湖。在这点上马可·波罗的记载也是准确的。

　　再如，马可·波罗提到忽必烈打猎喜欢用豹子：“大汗豢有豹子，以供行猎捕取野兽之用……汗每周亲往视笼中之禽[此处指海青鹰隼]，有时骑一马，置一豹于鞍后。若见欲捕之兽，则遣豹往取，取得之后，以供笼中禽鸟之食。汗盖以此为乐也。”这确实是忽必烈的一种独特的打猎方式。上图是元朝宫廷画家刘贯道画的《世祖出猎图》局部，表现的是陪伴忽必烈打猎的几名侍从。其中最下方的侍从马鞍后面蹲着一头猎豹，从侍从的长相看也不是汉人，而是专门从西亚、中亚地区找来的驯豹师。还有驯豹师左上方的人手中那只鹰，是最名贵的白色海东青。与当时的画作相对照，可见马可·波罗的记载是完全准确的。

　　再如，马可·波罗记载了一座假山：“离皇宫不远的北面距大围墙约一箭远的地方，有一座人造丘陵，高达百步，周围约有一哩，山顶是平的，上面栽满了四季长青的树木。大汗听说某处有好看的树，就命人把它连根挖出，不论树的大小，都移来种到这座山上。有些树大，就用大象驮来。于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树都会聚到这里。大汗又命人把琉璃矿石铺到山上，石头的颜色碧绿。这样一来，不仅树绿，整座山都是绿的。因此有人称这座山为绿山，的确名不虚传。小山顶上有一座大殿，大殿内外都是绿色，山、树、大殿这一切景致浑然一体，构成一幅爽心悦目的奇景。凡是见过此景的人，都感到欢欣愉悦。”这座叫“绿山”的山是什么山.它就是现在北海里面的琼华岛。在以往的汉文史料里从来没有提到过这座叫“绿山”的山。然而上世纪90年代，新发现的蒙古文史料提到了它。忽必烈汗颁布于1268年的圣旨中，最后三行提到，这道圣旨是在一个叫Kkeaγula(青色的山)的地方写的，这里的“青山”就是马可·波罗所指的绿山。

　　经过几百年，我们不断在东方的材料里找到对马可·波罗记载的证明，而且都是当时的史料，这都说明了马可·波罗记载的准确性。如今有人质疑马可·波罗及其《行记》的真实性，甚至认为马可·波罗从没到过中国，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上一页1234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