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秋冬时节，也就到了老北京人斗秋虫的热闹时候，人们还会举办类似于锦标赛的“蛐蛐局”，给生活增添了不少乐子。

老北京人所说的秋虫就是蟋蟀，也叫蛐蛐儿。蟋蟀还叫促织，为什么呢？蟋蟀叫，秋天到，渐凉的天气，提醒人们该准备过冬的衣服了，“促织鸣，懒妇惊”。蟋蟀还是个催勤的虫儿，恐怕懒妇不喜欢它吧。

据记载，玩秋虫始于唐朝天宝年间，到了南宋还有人专门写了一本《促织经》。明朝宣德皇帝是个秋虫迷，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在他的亲自带动下，一只好秋虫价至数十金。

那么老北京的秋虫从哪儿来的呢？《帝京景物略》有载：“秋七八月，游闲人提竹筒、过笼、铜丝罩，诣藂草处、缺墙颓屋处、砖壁土石堆磊处，侧行徐听，苦有遗亡，迹声所缕发而穴斯得。”这段记载生动记述了明代北京秋虫迷们到僻静处搜寻和捕捉秋虫的情景，说明当时北京玩秋虫已经很兴盛。

到了清代，玩秋虫的人越来越多，专业的卖虫人和捉虫人就出现了。这时人们捉秋虫已经不局限于城里的墙角旮旯、断墙残壁啦，而是到京郊去捕捉。立秋之前捉虫人要带上干粮到北京西山去拿蛐蛐儿，因为山里的蟋蟀善斗，号称“铁嘴钢牙”，不去艰苦的地方就逮不到。

为了捉到好的秋虫，捉虫人十分辛苦，一走就是十来天。进山逮虫需要带着雨衣，因为野外往往没有地方可住，就得露宿在草丛林地之间，一住两三天，夜里的露水、蚊虫就靠雨衣抵挡了。晚上睡前把雨衣穿上，扎紧袖口、裤腿，又当被子，又当蚊帐，这才能对付得过去。

最好的秋虫是山东宁阳的，品种多、质量好，虫儿性情刚烈，搏斗凶狠，被誉为“江北第一虫”。宣武门外有一家客栈，从山东逮蛐蛐儿回来的人，大多会住在这里，客栈因蛐蛐儿出名，被戏称为“蛐蛐店”。

一旦到了冬天，秋虫成了冬虫，身价更是倍增。清末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中有这方面的记载：“京师五月以后，则有聒聒儿沿街叫卖，每枚不过一二文……七月中旬则有蛐蛐儿，贵者可卖数金（有白麻头、黄麻头、蟹胲青、琵琶翅、梅花翅、竹节须之别），以其能战斗也。至十月，一枚不过数百文，取其鸣而已矣。蛐蛐儿之类，又有油葫芦。至十月，则一枚可值数千文。”

价格再贵，自有识货的主儿。养秋虫在老北京相当普遍，甚至出现了不少 “蛐蛐把式”。据文物民俗学者王世襄记载，宣武门外山西街陶家，昆仲三人，人称陶七爷、陶八爷、陶九爷，都以养蛐蛐闻名。尤其是七爷陶仲良，相虫、养虫有独到之处。当年有这样的说法：“前秋不斗山、爽、义，后秋不斗叨、力。”“山”为李桐华，“爽”为赵爽秋，“义”为胡子贞，“力”为名伶吴彩霞，“叨”即陶仲良。这些人都是当时出了名的秋虫把式，意思是说这几家的蛐蛐儿特别厉害，以不斗为好。而后秋称雄，更体现了养的功夫。

斗虫，又被叫作“蛐蛐局”，是有组织、有规矩的斗虫比赛。晚清民国时北京的蛐蛐局非常盛行，主办者有些还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晚清著名的那王府那彦图，世袭罔替的喀尔喀亲王；前马厂的钟祥，内务府世家出身，因官居高位，汉姓杨，所以世称“钟杨家”。他们都是当时北京的重要人物，也都是秋虫爱好者，还爱张罗，不偏不倚，具有一定的威望，手下伺候局的人手多，干活也干净利索。所以，他们组织的蛐蛐局在北京大受欢迎。

组织者往往把赛场设在一个大院。比赛一般在白露前后“开盆”，现场装扮得很有比赛氛围，各路秋虫大侠把自己养的斗志昂扬的“选手”带来，都是志在必得的样子。

比赛设司秤一人，负责对蟋蟀称重，以虫的重量来划分量级，展开不同级别的场次，最终在相同量级中咬败对手者获胜。还设司账一人，记录战况，无论谁的蟋蟀下场参赛，都要把战果记录在案，让参与战局的人一目了然，相当于现在体育比赛中记录台的工作人员。同时设监局一人，负责裁判比赛。其余还有三四人负责赛场的服务工作。

比赛开始，把第一轮的两只蟋蟀放到斗盆里后，监局人便喊：“搭牙！”战斗就开始了。蟋蟀争斗，风格迥异，有的是见面就掐，叫“快口”；有的是唆使它也纹丝儿不动，但是这种蟋蟀往往出其不意地突然发起袭击，这叫“智咬口”；还有的上来用腿踢对方，等对方抵挡时声东击西，咬住其要害，这叫“奇巧口”；最可怕的一种蟋蟀，凶狠个儿大，任对手怎么挑逗都不反应，抓住时机一口咬住对手头或脖子等要害，胜负立见。这时，监局人大喊一声：“提！”就是通知双方已成定局，请马上把各自的蟋蟀提出，结束战斗。比赛继续一轮轮进行。

图片选自王弘力的《古代风俗百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