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赵姗

<:section data-source="bj.96weixin.com"><:section>区域发展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态势

　　中国经济时报：进入发展新常态，我国区域发展呈现出哪些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

　　徐东良：一是发展走势从“高速式增长”转向“结构性分化”。新常态以前，受益于大规模投资带动效应，大多数区域经济增速都处在10%以上的高速增长平台。而新常态之后，区域发展业已呈现出“东部缓慢回落、东北下行明显、中部和西部势头迅猛”的分化图景。2016年，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率大多不足8%；东北三省经济增长率全部低于7%；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率大多保持在8%以上，重庆、贵州和西藏甚至分别达到10.7%、10.5%和10%。

　　二是发展布局从主攻“板块发展”转向主打“轴带结合”。新常态以前，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一批区域开发战略共同构筑了中国区域发展的“核心板块”。新常态以后，“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一系列国家战略不仅继续突出重点板块的龙头带动作用，还依托大江大河、历史要道、交通动脉等战略轴线逐步实现了更广泛区域间的紧密经济联系。

　　三是发展时序从“部分区域优先”转向“同时同步推进”。新常态以前，东部地区更多聚焦经济发展，中西部地区更多承担提供能源、资源、原材料等基础支撑任务。新常态以后，西部地区正在逐渐摆脱“上游”角色，转而着力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一大批现代装备制造、能源深加工、大数据等新业态、新动能在中西部落地生根，贵州以及重庆、成都、西安等一个又一个经济增长极在中西部竞相出现，区域发展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态势。

重塑新的比较优势，培育新的增长动能

　　中国经济时报：对于当前我国出现的区域经济增长分化的基本态势，您认为原因有哪些？您如何看待这种区域分化？

　　孙东海：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找原因。从历史角度看，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发展不是站在同一起点上的。我国对外开放战略是从沿海向内地梯次推进的，东部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在赢得政策支持、融入全球化进程、集聚各类生产要素等方面早于中西部、优于中西部，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其工业化、城镇化水平已领先中西部许多，其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也普遍好于中西部地区。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为例，江苏有4.7万家、广东有4.1万家、浙江和山东各有4万家，而中西部地区的河南有2.3万家、安徽有2万家，其他的省份都在2万家以下。这种差异既反映了发展水平的分化，也影响着未来的增长潜力。

　　从现实来看，在面临增长阶段转换、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挑战下，东、中、西部地区的增长动力也出现了分化。以广东、江苏、浙江、上海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的地区，经济增长稳健、传统动能改造提升和新动能发展空间很大。以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为代表的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比较集中的省份，属于加工制造业密集型的地区，增长动力还比较充足。以东北三省、山西、河北为代表的资源型产业比重较高的地区，面临着艰巨的转型压力，培育新动能需要较长时间。与此同时，也应看到一些积极性的变化，一些资源型省份扭转了2013年以来的下行趋势，实现了经济触底回升。如今年一季度山西GDP增长6.1%，创近3年来一季度最高增速和最好开局。吉林GDP增长5.9%，实现平稳开局，回到了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开始步入了增长的正常轨道。

　　由于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产业基础乃至区域文化的差异，加之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经济转型，出现区域经济增长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类似现象。这种现象也反映了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区域比较优势的构成要素出现了新的变化。如何适应这种新变化，重塑新的比较优势，培育新的增长动能，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必须破解的难题。

　　徐东良：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发展阶段不同。东部地区大多进入工业化后期，可以更加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中西部地区大多仍处于工业化初、中期，需要也有条件保持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速。二是资源禀赋差异性。东部地区具有市场、资本、区位、人力资源、科技等多重优势，经济增长根基厚重。而中西部部分地区受区位、历史等因素制约，经济结构仍以资源型产业和重化工业为主，需要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新兴产业两端同步发力。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调整”效应。新常态下开启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赋予各区域不同的改革任务，面对这些任务，各区域实施的改革政策具有差异性，这必然带来经济板块的重新调整，进而导致区域经济增长分化。

　　当前我国出现的区域经济增长分化态势，总的来说，对区域间实现均衡发展是有利的。第一，有助于区域间实现均衡发展。东部地区发展起步早，已进入追求质量、追求创新阶段，经济增速已不是其主要考量。而中西部地区要与全国同步小康，必然需要较高的经济增速。第二，有助于区域间实现互补发展。当前，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中西部地区很多供给还不能满足需求，而东部地区很多产业已经过剩，这有助于东西部地区互相利用对方优势实现互补发展。第三，有助于不同区域更好融入全球化。“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重大战略的逐步落地，分化发展带来区域间比较优势重组，不同地区可以利用自身比较优势“错位”吸收全球生产要素，实现全球化时代的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