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论“书画家兼收藏家”，不是简单地指某一书画家他也有一些书画文物的收藏，或一位收藏家他也能写上几笔书法，画上几笔图画。像今天的不少书画家，顺手牵羊，或师长友朋辈赠送，或偶然地获得，家中总拿得出几位老师的、同辈的书画作品甚至前贤的书画、文玩，但他的志是在书画，而不在收藏，甚至无意于收藏，像这样的书画家，即使家中有几件藏品，也是称不上“兼收藏家”的。又像古今的不少收藏家，乾隆、庞莱臣、张伯驹等，也能写几笔书法，实际上是毛笔字，因为当时所有的读书人都能写毛笔字，无非一般读书人写的不叫书法，而书画收藏家写的则叫书法；还能画几笔兰竹、山水，这也是大多数人包括今天街道中的退休工人都能来上几手的，无非一般人的画不被称作画，而书画收藏家的画则被称作画—但他的志是在收藏，而不是书画创作，甚至无意于书画创作，像这样的收藏家，即使留下了书画作品，并被时人、后人推重，也是称不上“兼书画家”的。

那么，怎样的人才够得上“书画家兼收藏家”呢？宋的王诜、米芾、赵佶，元的赵孟頫、倪云林，明的沈周、董其昌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们既有志于书画艺术的创造，是书画史上的大名头，又有志于书画文物的收藏，是收藏史上的大名头，直到今天，公私收藏的不少显赫名迹，便出于他们的曾经庋藏。

到了20世纪，“书画家兼收藏家”的情况基本上局限于上海，而为其他地方所罕见。像吴湖帆、张大千、谢稚柳、刘海粟、唐云、程十发、钱君匋等，既以书画成就的高标为世所知，又以书画文物收藏的富且精为世所知。他们的藏品，今天，有的早已进入了国家的博物馆，成为镇馆的重器，像曾经吴湖帆收藏的黄公望《剩山图》、米芾《多景楼诗册》，曾经谢稚柳收藏的王晋卿《烟江叠嶂图》等；有的则陆续流散市场，成为新一代收藏家青睐的对象，像曾经唐云收藏的八大山人《瓶菊图》等。这一情况，在其他地区的书画家中，是绝无仅有的。像广东的关山月，杭州的潘天寿、沙孟海，南京的傅抱石、钱松喦、高二适，西安的石鲁，北京的齐白石、李可染、李苦禅、王雪涛、吴作人、启功等，基本上没有什么高质量的藏品。徐悲鸿虽然收藏有《八十七神仙卷》等，但数量十分有限；黄胄虽然建有炎黄艺术馆，内有不少古代的书画，但质量似乎并不太高。上海之外，唯一的例外应该是溥儒，但他的藏品，却在生前便陆续让出去了。也就是说，“书画家兼收藏家”这一书画界的传统，在20世纪，仅在上海的书苑画坛得到了传承，当然，进入21世纪之后是否还能继续传承，也难说了。

虽然，书画家和收藏家，是两个不同的行当，即使关系密切，毕竟目标不同。书画家的目标，是创作自己的、新的作品。收藏家的目标，是搜罗别人的、尤其是前人的、旧的作品。前者，重在创造，后者，重在维护。创造，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维护，是因为已有的正在变少、变无，所以致力于不要使它减少，不要使它消失。

但书画的创造又有两种情况，当然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一种情况，“我用我法”、“笔墨当随时代”，根据自己的个性，结合时代的需要，来引领新的创造，对于旧时代的、前贤的已有创造，便不需要深入的关注—这样的书画家，一般不会有志于书画文物的收藏，至多对于公私收藏的藏品略作浏览。第二种情况，“借古开今”、“贵有古意”，通过对旧时代、前贤的已有创造的深入研究，并结合自己的个性和时代需要，来引领新的创造—这样的书画家，只要有条件，便一定会有志于书画文物的收藏，尤其是有志与自己的性情相近的书画文物的收藏，像吴湖帆的藏品，侧重于四王的正统派，唐云的收藏，侧重于八大、石涛的野逸派，谢稚柳的收藏，侧重于北宋，程十发的收藏，侧重于陈老莲、任伯年，钱君匋的收藏，侧重于赵之谦，等等。没有条件的，也一定会用极大的精力去关注公私收藏的藏品，如王石谷对董其昌《秋山图》的追访，陆俨少对故宫藏品在南京大展的痴迷，等等。而自己拥有的藏品，相比于观摩别人的藏品，从中得到的收益当然是不一样的。

虽然，今天的书画家们都在高唱“继承传统，弘扬传统”。但实质上，黄宾虹、傅抱石、潘天寿、李可染、徐悲鸿等，相比于吴湖帆、张大千、谢稚柳等，对于传统的认识，在广度和深度、角度和力度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从而造就了个人艺术创造的不同风格。更有不少曾经的反传统者，只要风向一转，艺术的潮流由以反传统为荣转向以弘扬传统为荣，他们也会以最积极的姿态大力倡导“弘扬传统”，则他们对于传统的认识，就更令人无语了。

撇开反传统者的“弘扬传统”不论，吴湖帆和齐白石，一个是“书画家兼收藏家”，一个是“书画家不兼收藏家”，艺术的创造上各有千秋的高标，但在学习传统的实践上，吴湖帆是刻意地深入研究，务求全面地把握，然后化为个性的创造；齐白石则是“十分学七要抛三”，通过对“七”的把握，然后化为个性的创造。前者，个性以传统的面貌呈现，个性在传统中；后者，传统以个性的面貌呈现，传统在个性中。

要之，“书画家兼收藏家”，在反传统的大潮中，一定坚定地坚守丰厚的传统；在弘扬传统的大潮中，一定低调地坚守丰厚的传统。书画家不兼收藏家，一种，在反传统的大潮中，一定坚定地坚守局部的传统；在弘扬传统的大潮中，一定高调地坚守局部的传统。又一种，在反传统的大潮中，一定高调地抨击传统；在弘扬传统的大潮中，又一定高调地抨击反传统。这与在文化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年代，一个人可以对江青顶礼膜拜，奉若神明，一旦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还是这个人，立即对江青大加鞭挞，视作不齿于人文的狗屎堆，是一样的道理。同样，对传统真正有认识的人，当然也是“书画家兼收藏家”，而不是“书画家不兼收藏家”，尤其不是曾经的传统激烈反对者兼后来的传统激烈弘扬者。而由曾经的传统激烈反对者，来承当今天的弘扬传统，尽管他的态度比任何人都要激烈、坚定，这个传统很难被真正弘扬起来的。

从这一意义上，今天的书画界高倡弘扬传统的经典和先进文化，就有必要反思一下20世纪的“书画家兼收藏家”现象。当然，这并不是要求今天的书画家也来兼收藏家，尤其在科技发展，印刷术几乎达到“上真迹一等”的条件下，书画家完全不必兼收藏家，而是指如何借鉴20世纪包括古代的“书画家兼收藏家”对待传统的态度，作为传统物化的藏品，不应该只是成为学者们对“过去”文物的研究对象，更应该成为今天的书画家对“今天”和“今后”创新的借鉴对象。这样，公私收藏的藏品，才不致停留在已经“过去”的历史，而能融入到“今天”乃至“今后”、“将来”的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