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熙《早春图》

    或许可以说，像此处这样把藩王对“书法”和“绘画”活动的涉猎区分开来，既不尊重历史，也毫无必要，因为这两种文化活动在明代构成了一个统一的话语：书画。宋濂(1310—1381)或许在明朝初年指导过第一任晋王的书法，当他写下“夫书画本同出一源”时，他显然仅仅是在重复一个由来已久的老生常谈。正如书法一样，有相当的证据表明，明代的王府是绘画作品收藏、评论、产生和流通的重要场所。在洪武时期(1368—1398)，图像由帝国中心向王府传播的模式就清晰可见，例如，明太祖命人将他自己非常满意的一幅肖像绘制多幅副本，赐予“诸王”。永乐皇帝(1403—1424年在位)和宣德皇帝(1426—1435年在位)的肖像也有类似的多件副本。这表明，至少在明代初期，皇帝的肖像并非仅局限于丧葬或身后事的背景，而是扮演了把帝王的存在复制到多个地点的角色。此外，至少是在明代早期，历代绘画最重要的一些收藏无疑都出自王府，考古研究的证据和现存藏品之上王室所有者的钤印都证实了这一点。

    (传)陈居中《隼马图》

    明太祖之子中第一位故去的藩王墓葬中也出现了绘画作品。朱檀，谥号鲁荒王(在山东省)，在1389年19岁时入葬，显然先因“金石之药”导致眼盲。他的墓葬内容，虽然不同寻常，但对于明代墓葬而言并非独一无二，不仅有随侍的俑人和典型的器皿，还有和传统文人四项才艺相关的具体物品，即琴、棋、书、画，也就是说古琴或古筝，围棋(在英语中通常以日文单词“go”表示)，书法和绘画。在这座墓葬中除了有古琴和棋具，还有七部元版书籍，都是江南地区学者私家刊刻的善本，内容涉及历史、经学和诗歌，同时还有纸张、毛笔和墨。墓葬里发现有四枚私人印章，其中包括有“鲁府图书”和“天门阅览”印文的印章;这些是用于印在朱檀拥有或者观赏过的画作之上的。墓中还有三幅画作。一是宋代的佚名葵花扇面，上有宋高宗(1127—1162年在位)的题款，以及蒙元皇室家族中最着名的收藏家，祥哥剌吉公主(约1283—1331)的印鉴，公主本人也有着“鲁国大长公主”的封号，和朱檀自己的封号“鲁王”一样，都暗指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的故乡鲁国。扇面上还有元代鉴赏家冯子振(1257—1327)和赵岩(活跃于约1300—1325年间)的题跋，我们知道这二人都曾在她收藏的作品上留有题跋。第二幅是钱选(约1235—1301年之后)所绘荷花手卷，其上同样有以上二位的题跋，因此有可能和扇面有着相同的来源。第三幅是宋代的佚名山水画，工笔风格。在当前的语境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三幅作品都盖有半印，即所谓的“司印”，这一明代初期皇家内府收藏的特有鉴藏印揭示了三幅作品在为短命的朱檀所有之前，都是皇家收藏。我们因此有了更多不容置疑的证据，证明明代早期的藩府收藏出自南京皇宫收藏的赏赐，而蒙古人被驱除出中国之后，元代皇家的绘画收藏也随之转移到明代皇家内府中。当藩王们在明朝初年“之国”时，随之而行的是具象化为书法和绘画形式的帝国“文化”权力，这一“文化”因而得以在整个帝国全境传递和强化。

    (传)李公麟《货郎图》

    对现存山西太原晋王府藏品的出色研究已证实，明初藩王们所收藏的画作大部分来源于早期的皇家收藏(再往前可追溯至宋元的皇家收藏)。班宗华在姜一涵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鉴定了33件早期书法和绘画的真品，上有晋府的各式钤印。其中的15件同样有着明初皇家内府收藏的半印“司印”，表明它们也是来自明太祖给予晋王的赏赐，很可能就是在他获封的1378年。这批最初的赏赐中包括现存明代以前传世之作中最有声望和权威的一些作品，例如北宋具有里程碑地位的山水画，作于1072年的郭熙的《早春图》，还有一度被认为是卫贤作品的《闸口盘车图》，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如今可以鉴别的只是原有丰富收藏中很小的一部分。而且新的作品继续被添加到这批藏品中，比如被归为陈居中之作的画着一位驯鹰人和一匹马的小幅作品，画的正中上缘(这是皇室和王府鉴藏印的特殊位置)印有“晋府图书”。而且我们可以推断，晋王府的收藏至少和朱元璋其他儿子的一些收藏不相上下，其他那些现已散佚的收藏只能在我们的想象中再现，或是仅以更加支离破碎的形式传世。

    署名萧瀜的《花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