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字和画画行为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书画艺术和书画家的出现，只有当写字画画行为由自发阶段到自觉阶段，对美有了主观的追求后才产生书画艺术和书画家，同时也产生了书画美的朴素标准，进而出现书画鉴藏活动，有了书画鉴藏活动才会产生书画交易和市场，有了对同时期书画家作品的鉴藏和市场交易后才会出现职业书画家。

　　书法发展到汉代已有艺术自觉的萌芽，东汉是隶书发展的鼎盛时期，千碑千面，出现了很多被后世奉为经典的书作。章草也受到书写者的追捧，东汉赵壹的《非草书》中就很好地描述了当时人们学习草书的狂热状态。同时期也出现了为社会认可的书法家，如杜度、崔瑗、张芝、蔡邕等，还有第一篇书法理论文章《草书势》的出现。此时期并没有出现书法收藏，也就没有书法交易，更谈不上书法市场了。到魏晋时期，由于出现了人的自觉而产生了艺术的自觉。另外字体的演变业已完成，至此中国书法中篆、隶、楷、行、草都发展完备，为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尤其是书圣王羲之的行、草书风貌更是为后世书法树立了典范，影响至远。

　　据文献记载，东晋王羲之时代已有书法作伪牟利现象，而此风大盛却应自刘宋始。宋明帝泰始六年虞龢《论书表》云：“新渝惠侯雅所爱重，悬金招买，不计贵贱。而轻薄之徒锐意摹学，以茅屋漏汁染变纸色，加以劳辱，使类久书，真伪相糅，莫之能别。故惠侯所蓄，多有非真……孝武亦纂集佳书，都鄙士人，多有献奉，真伪混杂。”宋文帝时新渝惠侯刘义宗“爱重”羲之书，“悬金招买，不计贵贱”，孝武帝刘骏“纂集佳书”，从虞龢《表》中可知，所集乃前世名迹，不限于二王。

　　有了收藏需求便有了书法市场，市场需求大，名家书作供求矛盾突出，所以就出现伪作。六朝时期皇家贵族为代表的士族阶层好古、好名以及当时书法盛行，好书者众而学书法帖时有短缺，所以贵族收集前人书法名迹也形成风气。这时期收藏者收藏对象主要是以前代名家书法作品。市场的出现并没有导致产生以卖字为生的职业书法家，而善书者都是当时贵族自我对书写美和文字美的追求，是在从政或从文之余的“游戏”，更没有文学的地位高。此时的书法行为也是建立在文字记录、文化传播等实用功能基础之上，但是有了艺术的自觉和意识。

　　而绘画的地位则在卷轴画出现之前，特别是士大夫阶层亲自参与创作之前，绘画者的地位十分低下，也就是“百工”之一的匠人，绘画的用途也就是用于记录、装饰、宣教，比如壁画，漆画、器物装饰，宫殿装饰，绘画所使用的材料也有异于后世的绢素、宣纸，绘画技巧也较低，更不会体现笔墨情趣。此时期绘画的实用性是主要的，到了魏晋六朝时卷轴画的出现，有文化的贵族参与到绘画中来，出现了以宣教功能为主，兼顾到文化性和审美性的卷轴书画作品，绘画材料主要是贵重的绢。到此时绘画才发展到艺术自觉时期，比书法艺术自觉时期出现的要晚。

　　比如东晋顾恺之出身高门士族，多才艺，工诗词文赋，尤精绘画。顾恺之在绘画理论上也有突出成就，今存有《魏晋胜流画赞》、《论画》、《画云台山记》三篇画论。顾氏传世摹本画作如《女史箴图》、《列女仁智图》，主要是出于封建礼教宣传，作为文字宣教作用的图像补充，并且图画中还节录原文献文字。而《洛神赋图》则是为文学作品而创作，绘画作品中融入了文学元素。而梁元帝萧绎传世摹本《职贡图》则是以人物绘画的形式记录下到中原进贡的各国使臣。身后楷书榜题，疏注国名及山川道路、风土人情、与梁朝的关系、纳贡物品等。职贡图对不同人物的描绘，必须要求绘画者对绘画造型能力和写实能力有一定的水平。此图以图像记录、保存文献以达到政治宣传作用，以补文字记录和传播之不足。

　　此时的绘画作品鉴藏情况鲜见文献记载，并且此时期绘画在艺术地位和参与人数上要远远少于书法艺术。此时期卷轴画的鉴藏也应该和法书作品鉴藏差不多，主要集中在皇家贵族和士大夫之间。总的来说当时书画市场非常小，收藏群体也非常窄，书画作品的易手主要是上层社会以交换、馈赠、进贡、赏赐、查抄、战争掠夺等形式为主，以金钱交易为特征的市场行为作为补充。

　　到了隋唐时期，公私书画收藏蔚为大观，以御府收藏为主，私家以王公大臣收藏为辅。隋炀帝在东都洛阳观文殿后的东面建“妙楷台”，庋藏法书，西面建“宝迹台”收储名画。书法地位得到空前提高，唐太宗时期诏京官弟子“有性爱学书者，听于(弘文)馆内学书....。。敕虞世南、欧阳询教示楷法”接着国子监恢复书学，设置书学博士教授书法。唐太宗推崇二王书法，广为收罗。唐代公私书画收藏兴盛，书画作伪日趋普遍，名画作伪始作俑者是武后朝张易之，以临摹伪作换出内府收藏前代名画真迹。书法作伪有太宗时文林馆待诏李怀琳“善为伪迹”。

　　书画市场此时也得到长足发展，出现专门出售书画的市场和书画商人。杜甫诗曰：“忆昔咸阳都市会，山水之图张卖时”。唐宣宗时张彦远在讨论名画价格时指出：董伯仁、展子虔、郑法士、杨子华、孙尚子、阎立本、吴道子画，屏风一扇价值两万金，其次者亦一万五千金。记录了唐以前画家及唐初画家作品价格，没有列举同时期画家价格。可见隋唐时期书画市场交易主要是前代名家或是本朝已故名家书画作品。

　　书法家和画家身份基本都是士大夫，且都是兼职书画家，如大书法家虞世南、欧阳询都是以学识著称而同为弘文馆学士，身居高位，阎立本官右相，韩滉官节度使封晋国公，李思训、李昭道父子为唐宗室。《历代名画记》中记载，阎立本位居高位，善丹青，皇帝常召他作画，使他感到受辱，遂言：“吾少好读书属词，今独以丹青见知，躬厮役之务，辱莫大焉。”由此可见当时画家社会地位并不高，连画家本人也觉得绘画旁门左道，学问词章的地位远比绘画地位高。

　　市场上并没有出现职业书画家，更没有当时书画家出售自己书画作品的现象。而有一些以书画见长的职业书手、画工，则是为皇家、官府或贵族服务的，地位很低，没有创作自由，以服务对象的好恶为标准。这些宫廷画师们有的有一定品级，大多没有品级，拿着微薄的俸禄为统治阶级服务，其中传名画史的并不多，如张萱为开元间史馆画直，韩干、尉迟乙僧也是以画名供奉内廷，为宫廷画师中少数彪炳画史的大家。

　　这一状况在五代两宋时得到改观，官方设有画院，西蜀孟昶明德二年在宫廷机构翰林院下设“翰林图画院”，此乃中国绘画史上正式设宫廷画院之始。南唐、两宋延续其制设翰林图画院，培养宫廷需要的绘画人才，可见官方对绘画的重视。至宋徽宗时最为繁盛，画家进入画院需经人举荐或经考试考核，并设立“画学”，在画院中培养画学生，以宫中收藏历代名作为学习对象，并且宋徽宗本人亲自参与书画创作。此时画家政治地位和经济收入得到空前提高。两宋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绘画发展的高峰。宋时文人士大夫参与绘画，与宫廷画院画家工细华丽的风格不同，追求笔墨情趣，以文同、苏轼、米芾为代表。皇家贵族喜好丹青者以宋徽宗、赵伯驹、赵伯骕为代表风格近于院体。书法艺术则是由文人士大夫主导，宋四家都是文人士大夫出身，米芾的书法在当时就影响到宫廷。在宫廷中不但设了画院还设了书院。但是书院中书者地位比画院画师要低，其书法影响力比画院画家绘画影响力小得多，几乎没有成名书家，反而是宫廷之外士大夫书法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