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为那些失窃的古墓惋惜之外，我更关注的是古代人的创造能力和我们现代人的进步发展。书中所描写的是一些盗墓人在古墓中所遭遇的事情，那些荒诞离奇，匪夷所思的事情的的确确的吸引了我一把，而后来则变成讨论研究古人的创造能力方面。能够把死人的后事做到让人难以想像的地步是多么伟大的创造力啊。可叹古人的文化精神的独到之处。
前段时间，中央十套科学探索频道，播出了一个暂定香妃古墓的节目，其匪夷所思的程度已经是让我垂筵三尺。能够把死人处理到埋入地下几千年不腐，而且还光鲜照人，香气袭人。这是多么的令人叹为观止啊。可惜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他们古人到底是如何处理出来的。如果让我们现代人来做这种让死人不腐的事情不知道会污染多大的环境呢。难道我们人类这几千年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
里面还描写不同朝代的下葬制度，不同朝代的墓葬规模，还有防盗措施，例如积石，积沙墓，墓中暗器，还有曹操的72处疑冢。更多的记录了后来的盗墓者，比如项羽、曹操、还有一些古代的达官显贵都对古墓有这浓厚的兴趣。我也期待着武则天的陵墓被打开的那一天&&
前段时间我在市图书馆借来了一本《图书天下盗墓传奇》的书，书里边对古代皇家墓葬做了详细的描述，当然奢华的墓葬也吸引着四面八方的盗墓者。
除了为那些失窃的古墓惋惜之外，我更关注的是古代人的创造能力和我们现代人的进步发展。书中所描写的是一些盗墓人在古墓中所遭遇的事情，那些荒诞离奇，匪夷所思的事情的的确确的吸引了我一把，而后来则变成讨论研究古人的创造能力方面。能够把死人的后事做到让人难以想像的地步是多么伟大的创造力啊。可叹古人的文化精神的独到之处。
前段时间，中央十套科学探索频道，播出了一个暂定香妃古墓的节目，其匪夷所思的程度已经是让我垂筵三尺。能够把死人处理到埋入地下几千年不腐，而且还光鲜照人，香气袭人。这是多么的令人叹为观止啊。可惜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他们古人到底是如何处理出来的。如果让我们现代人来做这种让死人不腐的事情不知道会污染多大的环境呢。难道我们人类这几千年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
里面还描写不同朝代的下葬制度，不同朝代的墓葬规模，还有防盗措施，例如积石，积沙墓，墓中暗器，还有曹操的72处疑冢。更多的记录了后来的盗墓者，比如项羽、曹操、还有一些古代的达官显贵都对古墓有这浓厚的兴趣。我也期待着武则天的陵墓被打开的那一天&&
篇三：读后感
读这本书涉及一场对话，东西文化精神的对话，所谓的对话只能是在同一个平面上进行的，所用于比较之间的东西就没有孰优孰劣之分。即使我并不完全认同这本书中所写，也不能否认它是一本充满着思想与智慧的奇书，从中可以领略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思维方式。我们或许受来自传统的一种思维模式禁锢太久了，以至于让很多人以为我们只能从一种角度来看问题，认为对意义的追寻反而没有意义，满足于物质文明的构建，而完全没有试图去思考很多说法并非天经地义并且在深处隐藏危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是第一位的，至少对大多数人如此。正如雨果也在“悲惨世界”中发现的主题之一一样，“历史理性宣告，现世的恶是可以消除的，饥饿是这个世界唯一的问题”，我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确信“经济决定论”并至今受其影响。然而，是否因此我们就应该“全力发展生产力而将其他事宜暂且不问”，关心人的饥饿问题是人道关怀还是仅仅的经济问题？即使是在物质享受没那么丰富的古希腊，就开始有人提出了有关人类终极关怀的问题——我是谁？我从何而来？世界是什么？而现代人忙忙碌碌的一生很少在思考，读一本书似乎并不比买一件名牌服装更有意义。“人被物化”的警钟早已敲响，只不过人们习惯性的充耳不闻。当讨论正义、自由和爱的话题成了小资情调，思考似乎与大众日常生活脱节的问题成了“酸文人们”的标志，我只能希望这是因为我们的发展还没有到可以让人们意识到上层建筑其实在本质上要比基础重要的时刻，而只有在上层建筑中，人才真正作为人存在，而不是物质条件优越的动物。如果有人真的想要思考，《拯救与逍遥》，这本书起码可以给你一些启发。说了这么多似乎无用的话当作引子，相信你也已经看出来这篇文章打着书评的旗号实际上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书评，我针对书中的观点似乎提了不少反对意见；当然也不是学术论文，我没有找其他任何人的观点来印证我的说法，我所提供的，只是由书而引发的最直观的思考，纯粹的主观抒发。并不严谨的一家之言似乎有些虚妄，而作为与你站在同一个平台上的另一个读者，我只是想说明，虽然涉及哲学思考，却并不需要害怕这本书的高度。漫卷诗书，同样可以找到你自己独有的收获。
简单地来讲，不同精神文化的对话，主要是指中国的儒道精神（禅宗精神我认为是这之上的延伸）与西方的基督教上帝思想，本书从诗人自杀的意义开始探讨，归纳出了东西方思想在面对现世黑暗（恶）的存在现实的两种思想归属——
逍遥与拯救。（这里所说的诗人，基本上是一个比较泛的概念，并非通常所说的诗词的那种严格意义上的划分种属，而只是把所有的文学形式连带其思想内涵做了一个总括。）诗人在人群中一直是比较特殊的群体，最敏感而又最易陷入追寻意义的思考，最喜在或然之中找出一种普遍的必然，总是想到家国天下。思想过于深入之后就必然需要一个思想依托，缺失就会产生绝望，于是，诗人自杀的问题就反应了精神文化的问题。于是开始提问，当西方的诗人接二连三地发疯或自杀的时候，中国只有第一个自杀的屈原，和千年之后的第二个王国维。是什么导致了同样深入思考的灵魂得出了不同的结果？这并不是一个谈论自杀好与不好的问题。
似乎从一开始，中国的“诗”就与“仕”奇妙地结合在了一起，除去《诗经》本身不谈（因为诗经的作者只能推测并不能确定），自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这个潜规则似乎就确立了下来。且不说诗在很多情况下就是进入仕途的途径媒介与得仕后的正变美刺、述史咏志、吊古怀旧、官场酬往、交游赠答，就是情案思慕、耕读之乐，相逢契阔、闺情欢娱、天伦之情和山水田园，也是用来弥补君子意志的政治创伤。自屈原确立的芳草美人传统开始（当然还有人认为以闺情喻政治是自《诗经》始，这就把这一观点更推向极端），似乎诗人绝大多数时间都想着“仕”情，纯粹的情思反而会被认为不正常，后人在解读诗时也挖空心思从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中找出其诗的“乐”中之“哀”，“情”中之“仕”。这种现象的产生，起源于儒家思想的功利性，从起源上，儒家思想就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所谓的“仁”和“礼”都涉及王道政治。原儒倡导君子注重习传规范以及先王典籍方面的知识，致力于个体的道德修养，把先王之道内化为君子的人格内涵，然后使道德的完美理想在国家的历史形态中得到体现。即使是孟子提出了“重民轻君”的思想，依然是为了“治民”而非“为民”——王道政治的全部秘密就在于懂得如何安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