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
重拍《傲蕾·一兰》（原片1979年获文化部优秀影片奖），重拍《悉达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尔曼·黑塞的第9部著作），重拍《金锁记》（原著为张爱玲的代表作）。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三大重量级电影筹备项目正式发布，这被视为“新学院派”一次集体发力。加上不久前在威尼斯电影节、东京电影节上获奖的《不成问题的问题》（改编自老舍先生的同名短篇小说），“名著改编热”似已成气象。
正因后人一再改编，好作品传之久远。
不否认，改编必然带来扭曲，后人总要在经典中加入自己的误会，但经典的价值就在于它的结构是开放的，足以容纳不同时代、不同人的创造，却又不失去其本然的魅力。
不断改编名著，其本质是创造一个文化传统，这是最好的普及课，使读者能直观地感受到严肃创作与消遣之作的不同。通过一代代人层积的阐释，这些文化传统最终会融入到个体的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中。
如果没有宋词、元曲乃至流行歌曲一次次改编李杜文章，如果不是民间故事、评书、戏剧、连环画、电视剧反复刷新四大名著，我们如何将这些经典刻进记忆？我们还会为我们的传统感到自豪吗？
然而，在今天，改编面临困境，正如冯小刚说：“中国怎么这么多垃圾电影？还不是因为有那么多垃圾观众。你不去捧场，就没这东西，往往垃圾票房还很好。”
冯小刚的话有倒因为果之误，但他说出了当下电影的困境——商业价值压倒艺术价值，创作水准不断下滑，大环境日趋“垃圾堆”化。
这个困境并非电影独有，在音乐、文学等仰赖创造力的领域中，均出现了同样问题，体现出消费主义对文化积淀的蚕食。
我们已进入一个被消费拿捏的氛围中，消费主义试图将人们编织进消费秩序中，即把每个人都格式化为“生产者+消费者”，通过不断创造出更光鲜、更闪亮的新商品，刺激人们更多消费，由此将其套牢在格子间中，埋头于枯燥的生活。
比如人吃饭，本是为了获取营养，但消费主义创造出快餐，随时随地能让人满足口腹之欲。味道完全符合预期，更大的分量、更划算的价格还能附赠惊喜。在此诱惑下，人摄入更多热量，随之诞生出减肥、健身房、吃药、绿色食品等新需求。在今天，还出现了抗性淀粉这种奇葩食物，它无法被人体消化，让人大快朵颐后，不用担心摄入过多热量。可这和吃饭的初衷岂不完全相悖？谁还能说清，我们原本需要的是什么？
越挣扎，就越沉浸其中，这是消费主义的可怕之处。当活着的目的变成帮消费主义扩张，我们犹如《黑客帝国》中的“电池”时，则消费主义必然会创造出一种麻醉剂，让我们相信当下的一切如此美好，这样我们才永远不会醒来，即使身边是“垃圾堆”，也觉得这才是正常的。
“每天这么累，我想看点轻松的东西。”“严肃作品太沉重了，看不懂。”“它们与生活有什么关系？”种种声音，正是“垃圾堆”化的真实写照。对于生活其中的人，告诉他们烤鸭好吃是毫无意义的，即使他们尝上一口，也会觉得不对胃口。
怎样摆脱消费主义？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目前并无根本的解决方案，只能靠“文化醒觉”来对冲，这需要专业群体的介入。毕竟严肃创作与现实存有距离，所以它能不被生活融化，能批判生活。可这个距离也会让受众找不到自我，感到丧失了尊严。面对严肃创作，他们往往用“看不懂”来回绝。
在上世纪80年代，严肃创作与大众联系更紧密，因当时还有“学院派”。在电影界，比较突出的代表是《香魂女》《邻居》《黑骏马》等，这些作品为严肃创作树立了标杆，即：强调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形式上需遵循一定规范。
中国的“学院派”是舶来的，对本土文化只有功利性的征用，且征用标准来自西方。在提倡高雅的同时，并未脱去服务王权、维护等级制的烙印，对现实生活的多元与活泼持鄙夷态度。故一旦离开权力扶持，很容易被市场经济淘汰。
然而，挣脱“学院派”，人们才发现，消费主义是更可怕的暴君，从上世纪90年代一路走来，电影市场不断扩大，好作品却越来越少。2012年以来，《失恋33天》《万箭穿心》《飞越老人院》《我的影子在奔跑》《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等作品相继出现，标志着“新学院派”崛起。
与传统“学院派”比，“新学院派”更重视交互性与体验，强调“虚拟现实”，从而突破了传统只重现实的封闭。与“学院派”一样，“新学院派”也提供了一套标准，它试图告诉人们，什么才是严肃创作，如何看懂严肃创作，以及严肃创作向何处去。
“新学院派”细节考究，充分吸纳流行元素，却用它来为严肃内容服务，但由此也可能带来两个瓶颈：
首先，对于缺乏“理解之同情”者来说，“新学院派”是在“谬改”“不尊重”“歪曲”名著，俨然谁也不再改编名著，任其慢慢被遗忘，才是最大“尊重”与“负责”。这或者就是为什么，“新学院派”选择的多是那些不太受关注的名著，如《不成问题的问题》，并非老舍先生名气最大的小说，读过的人并不多，这就免去许多笔墨官司。
其次，“新学院派”更善妥协，因有条件地接受当下，宽容了现实的某些结构性缺陷，故其批评不易深入，多停留在质疑科学主义、消费主义的层面，对造成这些偏执背后的力量只好视而不见。这往往迎合了学生们的心态，他们深受其苦，却又有出路可投机，有一个巨大的牢骚，已经足够。
艺术总是戴着镣铐的舞蹈，而创造经典，其实是个低概率事件，无需对“新学院派”提出那么苛刻的要求。毕竟他们还在抵抗中，还在建设着，未沉醉于靠骂观众来标识自己卓越，那么，对他们来说，未来一切皆有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