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导演在80至90年代执导的《霸王别姬》，是中国文艺界公认的影视神作，直到今天，哪怕放眼整个亚洲，也难以找出与之一相匹敌的影视作品。
与当今时代相比，陈凯歌所处的年代大师辈出，名角熠熠。
就在《霸王别姬》封神的同一年，大洋彼岸美国也上映了一部借着爱情故事，讽刺"东方主义"，警醒西方人的剧情电影《蝴蝶君》（M. Butterfly）。
这部电影是华裔编剧黄哲伦，根据法国发生的真实事件改编而成。
讲述法国外交官与京剧优伶的离奇爱情故事：1964年，法国人高仁尼（杰瑞米·艾恩斯饰演）被派驻到中国北京就职驻华大使馆会计。
在北京工作时，他在礼堂观看《蝴蝶夫人》歌剧时，惊艳于京剧伶人宋丽玲（尊龙饰演）的优雅温顺，于是在歌剧结束后立刻就到台下与宋丽玲示好。
为了再次邂逅宋丽玲，高仁尼来到宋所说的京剧戏院，他坐在一群中国人中间看见戏台上绝代风华，颦笑婀娜的宋丽玲，情不自禁爱上她。
两个原本处于孤独的人，逐渐在疏离与试探中找到彼此的情谊。
然而好景不长，当时发生了一场运动，宋丽玲的因为“伶人”身份被下放到农场改造，她们也就失去了音信。
时间来到1968年，宋丽玲辗转来到法国巴黎，找到了高仁尼与他相聚。
随后宋丽玲的间谍身份被揭发，当他看到被告席上西装革履的宋丽玲时，才知道自己相处多年的妻子是个男人。
面对如此不堪的情况，高仁尼的人格被击溃，他模范蝴蝶夫人穿着和服，在狱中绝望自杀。
早在《蝴蝶君》被改编成电影上映之前，它就已经在30多个国家巡演，是百老汇舞台的常客。
作者黄哲伦更是凭借该作品获得了当季的托尼奖，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华裔美国人。
所以当听说《蝴蝶君》要改编成电影时，很多影视制作公司都向黄哲伦抛来橄榄枝。
他最终选择了华纳影业，与导演大卫·柯南伯格合作，一起把他的获奖作《蝴蝶君》改编成了电影。
《蝴蝶君》剧本创造灵感来自于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在1905年创作的歌剧《蝴蝶夫人》（Madama Butterfly），讲述日本的艺伎爱上一个美国白人，遭到美国白人抛弃并自杀的悲剧。
黄哲伦的《蝴蝶君》虽然灵感来自《蝴蝶夫人》，他的作品结局与原作截然不同。
在《蝴蝶夫人》中是蝴蝶自杀身亡，而《蝴蝶君》则是白人高仁尼绝望自杀。
黄哲伦给予《蝴蝶君》截然相反的结局，与他自己的身份认同与文化环境有着不可忽略的内在联系。
正是因为他的华裔身份，黄哲伦对东方文化的解构与诠释，完全颠覆了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世界”。
让西方人在撕裂与崩塌中重新审视东方，重新看待在西方世界盛行已久，充满西方式傲慢轻蔑的“东方主义”文化。
接下来我将结合东方主义，文化意识，以及同时代文化作品为大家解析这部电影。
黄哲伦对东方主义的解构重建
先大致介绍下什么是东方主义？
东方主义（Orientalism）是西方国家对近东、中东及远东语国家社会状态，文化及人文风貌的研究，通常以西方的作家、设计师及艺术家描绘东方国家的音乐，绘画等作品形式出现。
有赖于西方长期原始积累以及数次工业革命，在“西方”知识、制度和经济政策下，西方一度成为“文明，先进，强大”的代名词。
出于文明的傲慢，西方社会将传统东方社会积贫积弱之境地，归结于东方“堕落，邪恶，愚昧”。
这种长期积累的傲慢将“东方”假设并建构为异质的、分裂的和“他者化”的思维。
在一些较为激进作品中，东方甚至被认为是西方的对立面，一度遭到西方主流意识的诋毁。
也是在“东方主义”作祟下，西方出现的“东方面孔”始终非理性：
东方男性被形容为堕落无耻且被妖魔化（如暴君、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等），譬如让西方世界一度闻风丧胆的“傅满洲”，是西方华人对东方男性的普遍认知。
东方女性被描绘成为放荡、顺从且颇具异域风情（如后宫、闺房、面纱、艺妓等），例如美国华裔女星黄柳霜在电影《海逝》中饰演的“莲花”，就是典型的“蝴蝶夫人”式的悲情角色。
西方根据“东方主义”的臆想式文艺作品还有很多，正是在这种文艺氛围中，黄哲伦的“蝴蝶君”展开对白人男子的形象反讽：
高仁尼在法国就是彻头彻尾的底层，但是到了上世纪中期的北京后，他的地位与当时中国人的地位比较，反而成人上人。
宋丽玲的出现，勾起他意识深处对“东方神秘风情”的向往，也激起了他在白人群体中没有的阳刚之气。
宋作为情报人员也知道高仁尼对自己有意思，就装扮成女人步步为营，将高仁尼诱骗到甘愿为她背叛法国。
当宋丽玲以男儿身站在被告席时，在场包含高仁尼在内的众多白人男性满目惊诧，面面相觑。
在她们的眼中，东方女人温顺妩媚，善良忠诚，逆来顺受。他们无法将这个“西装革履”的男士，同以往西方任何文艺作品中“东方娇娃”形象划等号。
电影中宋丽玲在台前铿锵有力，不卑不亢诉说着西方对东方的傲慢蔑视时，让西方人“大梦初醒”。
逐渐开始正视东方文化，他们逐渐意识到自己所谓的“东方主义”不过是臆想产物，东方人绝对不是他们以为的形象。
构建于文化差异的“蝴蝶”象征
有趣的是，这出爱情的闹剧并不是虚构的，华裔作家黄哲伦在1986年偶然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了一则社会新闻:
一位法国外交官与一个中国京剧演员保持了近 20 年的情侣关系， 最后发现这个京剧女伴居然是情报人员，还是个男的！
这种怪诞荒谬的故事给了黄哲伦极大的创作灵感，再结合普契尼的《蝴蝶夫人》的悲剧内核，他把“蝴蝶”这一意向的表现发挥近乎极致。
在象征意向中，高仁尼代表了西方主流傲慢僵化的外交官。
宋丽玲在电影中与当时的中国属于同构关系，宋丽玲是高仁尼想象中的“蝴蝶夫人”，中国则是西方想象中的“蝴蝶君”。
高仁尼第一次看见宋丽玲在剧院表演《蝴蝶夫人》歌剧时，他深受震撼不是因为歌剧的悲剧，而是他在潜意识也希望可以有一位“蝴蝶夫人”为了自己而殉情。
这种被激发的阳刚之气促使他迫不及待去“求爱”宋丽玲，他原本想通过赞美宋的歌喉来套近乎，称赞对宋丽玲吟唱的《蝴蝶夫人》深受震撼，却被宋丽玲反将一军：
“试着想想, 假如某个金发碧眼的女子爱上了一个矮小猥琐的日本商人。
这日本人粗暴地对待她, 然后弃她而去。3年又3年，她对着他的照片朝思暮想, 还曾拒绝了年轻的肯尼迪的求婚。
最后, 当她知道这个日本 男人已经再婚, 她就痛苦地自刎身亡。
我相信, 你会认为这个女孩是个精神错乱的白痴,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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