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8年为了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10周年，日本在中国拍摄了电影《敦煌》，除了拍摄地点是中国，原著作者、导演、演员及投资方都是日本方。整个制作费投资约45亿日元，相当于2亿人民币，这对于1988年的中国来说，可以说得上是天价。在当时日本电影总投入排行榜上，到现在为止也是高居第五的位置。
这毕竟是花了2亿人民币的电影，首先从场面气势上而言，那确实过于太壮观，尽管剧情相对比较狗血。
美丽的敦煌
一个宋朝举人赵行德，只因殿试成绩不好，就跑到当时并不属于宋朝统治疆域的河西地区去参加西夏人的军队，跟回鹘人打仗，又为了一个回鹘女人，跟西夏统治者反目成仇。最后，一部经书让赵行德改变了人生。而这部经书就是后来的《敦煌遗书》，电影的后期，赵行德为了避免战火的焚掠，便设法将这一大批经籍藏了起来。一起参与此事的其他人，很快死掉了，知道这个秘密被唯一存活下来的，只有赵行德一人。而且因为当时西夏牢牢控制了敦煌，所以赵行德至再也没有机会回到敦煌处理这批文化宝藏，理所当然，秘密被保持了上千年。
而史上的这批珍贵经籍是什么时候，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被埋藏在这里的，也没有任何文字记载，日本的文艺家井上靖先声夺人， 虚构了赵行德藏《敦煌遗书》这个可能的答案，真真假假让人信以为真。
因为《敦煌遗书》确实是存在的，那还是20世纪初，在敦煌有一个震惊全球的发现：
《敦煌遗书》的残片
一批已经被世人遗忘了近千年的文书被发现了，它们很好地被隐藏在敦煌莫高窟的一个洞窟里，由于洞口用泥墙封死并且画上了壁画，近千年的时间里人们一直没有发现这个秘密，直到被一个名为王圆箓的道士偶然发现。
而这时正值清朝时期，神州大地上动乱不堪，因此，《敦煌遗书》也引各国的垂涎。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等国际大盗蜂拥而至，日本人虽然晚到了一步， 日本国内佛教最大宗派的精神领袖、西本愿寺第二十二代法主大谷光瑞亲自出马，还是千里迢迢跑到敦煌掠夺了大约一千卷敦煌遗书回日本。
关于《敦煌遗书》掩藏之谜
在整个电影情节中《敦煌遗书》是后半部分才出现，有点像《射雕》中的《武穆遗书》那样的出场方式，唯一不同的《射雕》里表现出来的是如何抢夺这部《武穆遗书》，而《敦煌》里则重点描述了如何掩藏这部《敦煌遗书》。这部《敦煌遗书》到底是什么样的经书？为什么会是一个文人来掩藏这堆经书？
王圆箓，盗卖《敦煌遗书》的道士
在电影和原著里，这批经籍都是太守曹延惠积累了几十年逐渐收集起来的私人藏品。曹氏家族担任归义军节度使已有一百多年，所据之地又是丝路重要中间站的敦煌，因此有这个条件积攒这么多的经籍。
《敦煌遗书》范围很大。最多的是佛教典籍，大约占九成。佛教文献以外的宗教文献，还有道教典籍、景教（基督教）典籍和摩尼教典籍。
宗教文献以外的文书，虽然总量不大，只占一成左右，但内容却很丰富，涉及古代政治、经济、军事、语言、文学、美术、地理、社会、民族、音乐、舞蹈、天文、历法、数学、医学、体育、古籍等诸多方面，几乎相当于百科全书。
目前所知年代最晚的敦煌遗书写于公元1002年，也就是敦煌王曹宗寿编造帙子题记。
日本人盗宝虽然没赶在前头，但对敦煌文献的研究却进展神速，一举走在了世界前头。在敦煌学体系的早期构筑中，日本人确实费了极大力气才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现象。
日本人大光谷裕
日本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对敦煌感兴趣，不如说他们是对丝绸之路感兴趣。因为日本本来就是古丝绸之路（包括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站，之所以对丝绸之路上的敦煌城特别特别感兴趣，又源自他们的文化寻根心理。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在唐朝初年，日本曾进行了一场影响日本历史极为深远的改革——“大化革新”，全面模仿唐朝的一次改革。从一定意义上说，日本的文化，就是本地土著文化与唐文化结合的产物。因此，现代日本人对唐文化极其重视，认为唐文化才是他们的文化之根。
曾有两位日本前首相发表过对敦煌表示无比尊敬的话，一位是海部俊树，他说：“不到敦煌，就不算有文化。”另一位是竹下登，他说：“我们日本人之所以一听到丝绸之路、敦煌、长安这些词激动不已，是因为唐文化至今仍强有力地活在日本人的心中。”
最后，研究敦煌文化是日本侵华的需要。众所周知，日本人在侵华方面下了大功夫，在军事征服之前就将文化研究走在前头，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进行相关研究，客观上带动了日本人对中国一切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对新发现的珍贵材料敦煌遗书，日本人的兴趣自然也十分浓厚。
因此，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1988年时，日本就能花两亿人民币拍摄中国的《敦煌》。日本人用电影解释《敦煌遗书》是一个中国文人为了避免战火收藏的经书。这也是有参考原型的。在电影和原著里，将这批经籍藏起来的是偶然间误入河西地区的赵行德（经籍的主人曹延惠已自焚），参与埋藏这批经书的人除赵行德外，都死了。
《敦煌遗书》与众不同的特点
正常地讲，中国黑历史文献浩如烟海，为什么说《敦煌遗书》独具一格呢？内容上尚且不说，90%是佛经，10%是其他的内容。单独计算这10%的容量就足够大了。
另一方面，形成这些文献跨年度之久，是其他历史文献所无法相提并论的。
所谓敦煌遗书的时限，指的是它的书写或抄写年代。根据敦煌遗书上保存的题记，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敦煌遗书是后凉王相高所写之《维摩诘经》，在公元393年，这件文书现在收藏在上海博物馆。
目前所知年代最晚的敦煌遗书写于公元1002年，是敦煌王曹宗寿编造帙子题记。两者前后时间跨度达600多年。多数敦煌遗书的书写或抄写年代在唐后期五代宋初。也就意味着这些文献多数是唐前后的内容。
积累的年限这么久，而且都是人工手抄而成的。数量级多，总数达60000多件的敦煌遗书现在分散收藏在欧、亚、美的9个国家的80多个博物馆、图书馆、文化机构以及一些私人手中。其中英国大英图书馆收藏15000多件，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7000多件，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16000多件，俄罗斯国家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收藏19000多件。
敦煌遗书的文字不仅有汉文，还有少数民族文字记载
敦煌遗书的文字以汉文为主，但也保存了不少用古代胡人使用的胡语写的文献。在这类文献中，以吐蕃文最多。吐蕃文又称古藏文，是唐五代时期吐蕃人使用的文字。由于吐蕃人曾在公元786年至公元848年管辖敦煌，其间曾在敦煌推行吐蕃制度和吐蕃语言文字，所以敦煌藏经洞中也保存了一大批吐蕃文文献，有8千多件。这批文献对研究吐蕃史、敦煌史以及当时西北地区的民族变迁，都具有重要价值。
敦煌遗书中的第二种胡语文献是回鹘文。回鹘文是古代回鹘人使用的文字，又称回纥文。在唐宋时期，回鹘人曾在敦煌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自唐晚期以后，敦煌东边的甘州和肃州，以及西边的西州都曾有回鹘人建立政权，在敦煌地区也有回鹘居民。在公元1041年至1068年，回鹘人还曾一度成为敦煌的主人。由于以上原因，在敦煌藏经洞中，也保存了50多件回鹘文文书。这些文书的内容包括书信、账目和佛教文献，对研究回鹘的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第三种是于阗文。于阗文是古代居住在新疆和田地区的被称为塞人的民族使用的拼音文字，又称于阗塞文。因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发现于新疆和田（古属于阗）而得名。五代至宋，控制敦煌的曹氏归义军政权和于阗王家有姻亲关系，两地交往密切，因此敦煌地区积累了一批于阗语文献。其中有30多件被封存于藏经洞中，其内容包括佛教典籍、医药文献、文学作品、使臣报告、地理文书、公私账目等。
第四种是粟特文。粟特文是古代粟特人使用的文字。粟特人原居住在中亚泽拉夫珊河流域，以善于经商而著称。两汉以来，有大批粟特人往来于敦煌及其他丝绸之路上的城镇。在唐宋时期，一些粟特人甚至在敦煌建立了移民聚落，所以在敦煌遗书中也保存了20多件粟特文文献，其内容主要是译自汉文的佛教典籍。
第五种是梵文。梵文是古印度的古典语言，也是佛经的经典语言。唐代高僧玄奘赴印度求取的佛经，就是用梵文书写的。唐宋时期，西行求法和东来弘道的高僧在路经敦煌时，有时会把一些梵文佛教典籍留在敦煌，所以敦煌藏经洞中也包括了数件梵文佛教典籍。
《敦煌遗书》所记载的内容多数是没有经过筛选的一手材料
宗教典籍
不仅有佛教典籍，道教典籍、景教（基督教）典籍和摩尼教典籍，这些都属于宗教典籍。这些宗教典籍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在于抄写年代较早，具有重要校勘价值。在印刷术出来之前，所有的宗教典籍都手工抄写，难免有人把字抄错，然后后面的经书就一路跟着错了下来，越往后的年代，出错的机率就越大。而这些敦煌遗书年代比较早的典籍恰好可以进行校对，以免让原有的典籍产生歧义。
我们整理古籍所遵循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尽量寻找早一点的版本。原因是书籍在宋以前主要靠传抄的形式流传，而抄写是很容易出错的，所以古人有“书抄三遍，‘鲁’抄为‘鱼’”的说法，即一本书被抄写三次以后，原书的“鲁”字就被抄写成了和其字形相近的“鱼”字。
敦煌遗书中却保存了一批疑伪经。其实，疑伪经的出现和流行，也是因为当时社会有其生存的土壤，据之可以了解当时民间的信仰和习俗等，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例如《大方广华严十恶品经》是在梁武帝提倡断屠食素的背景下撰成的。该经认为众生若修善根，则应不害众生，不行放逸，不饮酒，不食肉。该经还着重论述了饮酒、食肉的罪孽和断食酒肉所得之福报。此经可与《广弘明集》中的记载相印证，说明了汉传佛教素食传统的形成经过。
同样的，早在魏晋时期，道教已在敦煌流行。北魏统一河西之后，敦煌的道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李唐统治者以老子为远祖，尊崇道教，至唐前期，敦煌的道教盛极一时。当时敦煌有开元观、神泉观、灵图观、冲虚观、龙兴观等道观，抄写了大量的道教经典。
自北周以后，几乎历代都有对道教经典进行搜集和整理的活动，唐代也曾大规模集结道经，编纂道藏，但由于种种原因，唐宋金元历代编纂的道藏均已亡佚，现在传世的道藏为明《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很多早期的道教典籍均未能保存在传世道藏中。
而敦煌遗书中共保存了800多件道经及相关文书抄本，被考定或拟定的经名约有170种230多卷，弥补了这些缺失。
《老子道德经》是道教的基本经典之一，敦煌遗书中保存了一批该经之抄本，可以校勘传世本的缺失。敦煌遗书中还保存了至少11种《道德经》的注疏，其中8种是传世道藏所缺失的佚书。
就文本形态而言，敦煌道教典籍多抄写于唐前期，因而纸质优良，多用染黄，且墨色、书法俱佳。
非宗教内容则更为细致
一般的史料在记载官方事务时，只会有公文内容，史籍中虽然保存了不少唐代公文书的内容，但公文书的原件却都没有保存下来，这无疑会给我们了解唐代公文书的运行及其具体面貌带来困难。所幸敦煌遗书中保存了一批唐代的公文书，包括制书、敕书、告身（任职证书）等，为我们了解唐代公文书的原貌和公文运行情况提供了珍贵资料。
不仅记录了当时全国大姓的氏族谱，敦煌遗书还有《敦煌名族志》、《敦煌氾氏家传》等反映当时敦煌地方大姓情况的文书，对了解敦煌地区世家大族的发展变化具有重要价值。
对户籍的管理甚至具体到户口和家庭成员
日本人崇拜唐文化与敦煌有什么关系呢？
古代河西走廊一共有五个州，分别是：凉州、甘州、肃州、瓜州和沙州。其中，故事的焦点敦煌城就在最西最远端的沙州。为何会叫沙州？因为从这里再往西，就是连绵不绝的沙漠了，古人因此将敦煌城所在的这块绿地称作沙州。古人送行诗中所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中的“阳关”，就是沙州，也就是沙州。
虽说唐朝对日本影响挺大，近代的日本嘴里说的对唐朝文化的向往多是一种托辞，他们认为如今中国大陆的唐文化保存得最好的，就在敦煌。因此给人感觉现代日本人对敦煌有一种道不尽的迷恋之情。
一方面，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确实也令不少日本文化工作者产生了发自心底的倾慕之情，于是才投入巨大的热情进行相关研究和创作。这方面尤其以《敦煌》的原著作者井上靖为代表。
而这种托词让一般的中国人听了很受用。实际还是日本人窥视着敦煌遗书等文物，这一批文物的价值实在太高了，与别的历史文献存在很大的不同之处。
事实上日本的的文化继承了中国唐代的文化，实际上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已经有了很大的变更，日本人想还原一些制度的来源，形成的方式还只能到中国，寻找与唐代有关的典籍。在中国官方的典籍，经过战乱、修改，估计与原版已经有了很大的出入。因此很多典籍无法起到佐证的作用，也有可能存在自相矛盾而无法自圆其说。但《敦煌遗书》算是相对比较原始的记录，佐证力度比起正常流转的资料大得多。
因此，日本文化研究敦煌的痴迷也就是情理之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