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的一些近现代及民国名人手迹拍卖专场，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民国时期名人的书法的价格，也使得市场中掀起了一股民国书法热。不过，民国名人书法被追高，不能说就重视民国书法了，即使重视，也还有一个具体如何重视、重视谁的问题。比如，对康有为书法的误读与对梁启超等的低估。

　　近年来的一些近现代及民国名人手迹拍卖专场，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民国书法的价格，也使得市场中掀起了一股民国书法热。

　　今年北京春季拍卖的章士钊手札专场，“畅怀”专场等等，在拍卖市场中均有不俗表现。这类民国名流的手迹，价格动辄数百万元之巨，如今已成为艺术品拍卖市场中炙手可热的新宠。

　　不过，民国名人书法被追高，不能说就重视民国书法了，即使重视，也还有一个具体如何重视、重视谁的问题。现在我们对民国的概念或理解，仍然是标签式或两极化的，要么认为民国很好，要么认为民国很差。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或标签化，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是中国人尤其是我们这个时代人的一种精神征候。不说别的，就是这些拍出的民国文人手札中，到底真的值不值钱？到底有多高的艺术价值？书法价值与市场价格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是不是书法价值高的就一定有市场价值？或市场价值高的就一定有书法价值？即便是就市场价值而言，卖得贵的是否就真的具备市场价值？卖得便宜的是否就不具有市场价值？所有这些问题，答案当然不是全盘否定，但也不是全盘肯定。

　　因为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拿张三的模式来套李四，也不能拿李四的模式来套张三。张三与李四虽都是民国人物，但这其中的差别是很大的，在书法上的差别就更大了。问题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民国，完全是张三等同于李四的民国，或根本就没有张三和李四的民国，而只是模糊的笼统的民国。把民国这个大笼子往人头上一罩，似乎所有人都在这个笼子里了，而且凡是被罩进了这个笼子的人，都被贴上了一个民国的标签。

　　前些日子看到溥心畬的一个菜单拍出了数十万元，很多人止不住惊呼和喜悦。这个菜单其实是再简单不过的小纸条了，这样的东西不要说在今日，就是在民国或古代，也实在是多如牛毛，能拍出这样高价，我一点不奇怪，只是这样随手写的小纸条却比他的一幅山水画价格还要高，这恐怕就有点离谱了。溥心畬这个问题上，比较典型地体现出中国人购买艺术品的心理作用问题。很多时候，艺术品的涨跌，就主观层面而言，跟心理作用有很大关系，甚至一度被心理作用所主导。

　　比如，当你觉得谁好，那么你去买的时候，你的内心实际就已经决定了这个人或这件作品的心理价位了。即便是有再多人出再高的价，你也仍然要以最高价拿到手（当然是在条件允可范围内），即便是拿不到手，你也会认为它就是值这么多。反之亦然。比如一件胡适的小纸条，也许你最初的心理价位只有30万，但最后竞拍下来，推到了300万，远远超出了你最初的心理预期，但即便是这样，你也仍然会认为这300万就是这件小纸条的真实价格。因为你首先看重的是胡适这个人，当一个人看重另一个人的时候，他的心理价位一定是逐步升高的。当你心目中的胡适形象一旦定格，进入了你的心里，哪怕他的价格是天价，你也会认为是合理。鲁迅、茅盾、冰心等同样如此。

　　为什么说我们在对待民国书画尤其是民国书法的问题上尤其突出呢？因为古代名家的价格，基本已固定，深入人心。而民国书法，距离我们时代太近，在对他们作品及其书法史地位的判断上，见仁见智，他们的艺术史地位乃至市场价格，某种程度上就是评论鉴赏家、书法史家和买家群体心理共同主导的结果。所以，出现随意性或差异化的误读是常有的事。

　　某种程度说，一部民国书法史，本就是一部书法误读史。

　　误读本是平常事，并不奇怪。历史，也只有在不断地被误读中，才能不断地被正解。但此种正解，需要天才的史学家、思想家和艺术史家来完成。问题是，天才的史学家、思想家和艺术史家，也往往被误读被选择性遗忘。所以，长期以来，可能还是误读。因为按照常人的逻辑思维，一般是很难读懂天才的。就像拿我们现在的学科标准去评价民国那些学术天才，恐怕是要傻掉的。民国的很多学术著作，单从字数及体例来说，甚至未必比得过今天的一篇硕士论文，如果要拿今天硕士论文的标准去衡量，那是要闹大笑话的。我所说的被误读的民国书法和民国书法史，不仅仅是指那些被忽略了的书画家，甚至包括对一些顶级人物的误读，也同样存在。比如对康有为这样人物的误读，就一直没有断过。对康有为本人的误读，导致了对康有为书法和书法思想的误读，乃至对他的碑学思想的误读。近百年来，很多煞有介事者，一直就在不断地批判康有为，甚至以批判康有为为能事，而对康有为的误读，直接导致了对康门弟子的误读，对康门弟子的误读，又导致了对近百年来碑学思想的误读。因为，康有为的碑学思想影响太大了，整个近现代书法史，没有不受他影响的。康门弟子中，大多能书善画，且卓然有成，在民国书画史上甚至是排得上名号的，对他们的误读，就一定程度上表征着对民国书画史的误读。